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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方法与路径 　内容摘要：新时期初，出于策略性考虑，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误读的方式进行阐释，以期促进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这种误读是如何发生的，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客观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武汉大学叶立文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就此带来了全新的、富于启示意义的学术成果，并为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史与接受史的书写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误读 　　叶立文　《“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简介：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民族作家文学。 　　 　　近现代以降，伴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与西学东渐的推移，中国文学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并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中获取了宝贵的思想与写作资源，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缘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国大陆文学只保持了与前苏联文学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采取了关门拒斥的态度，并造成了与世隔绝的局面。新时期到来后，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再次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提供了历史契机，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学最新成就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新时期初展开的“要不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中，虽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见、仇视、畏惧与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性认知态度及向其学习、与其交流的强烈意愿。很明显，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构成了新时期初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大内驱力。 　　然而，正是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一轮交流与对话中，新时期初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错位式误读，即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形式与技巧上有其所长，但从思想上看却是一种腐朽、没落与反动的文学，是资产阶级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敌人，主张抵制、声讨与批判之。这种误读现在看来是一种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严重的形而上学偏见，是人们在长期的意识形态遮蔽中形成的臆断，曾严重阻碍了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误读，即为了实现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共谋与合力，以及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同时实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学者们有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加以曲解或误读，这种误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义，但却对于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最值得关注与研讨的是策略性误读的展开方式与具体图景。对此，武汉大学青年学者叶立文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下简称《“误读”的方法》)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带来了全新的创造性成果。该著认为，在意识形态开始“解冻”与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谋求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合法性，中国学者以误读的方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阐释，因此客观上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拉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再次复兴的序幕。这种误读虽然难免中国学人的“偏见”，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出于一种传播与接受策略的考虑。这种策略性误读主要以四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是政治误读，即将波德莱尔。布勒东、萨特、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定性为政治立场进步或同情无产阶级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识形态话语的许可，从而达到传播这些作家的目的，但无疑又造成了对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立场与人类立场的误读，模糊了他们的阶级属性与真实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误读，即将萨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们作品的异化主题等同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或者“力图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间去寻求一种思想的共通性，从而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赋予意识形态合法性”(叶立文98)，但由此却严重忽略了萨特、卡夫卡等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与他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忧虑，误解了他们真实的创作思想与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学误读，即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文学、以普鲁斯特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统统理解为意识形态话语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抹去了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限，曲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美学特质。其四是历史误读，则是中国学者为了便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有意强化甚至虚构五四新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传承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