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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北京日记抄》生成及空间幻想 　　〔摘要〕 文章通过解读《北京日记抄》的文本本身以及?c该文本相关的序、书信、印象记等类文本，分析《北京日记抄》的文本生成过程及北京这座城市给芥川带来的空间幻想。分析文本生成过程的能够从中理解文本的内涵及延伸，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近代北京在芥川龙之介生涯中的重要性。这对了解近代中国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芥川的近代中国观具有很大的意义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北京日记抄；文本生成；空间幻想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1-0074-06 一 作为“中国趣味”①作家之一的芥川龙之介曾于1921年3月末到7月上旬来到中国旅行，这次历时近四个月的旅行诞生了一系列游记，有《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以及《杂言一束》，最终形成为《中国游记》并于1925年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中国游记》作为考察芥川与中国关系的重要作品，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然而，尽管这部作品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但在中国学界及研究界的评价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其中肯定的观点②认为《中国游记》如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作品中所使用的比较讥讽的言辞表示了理解。而否定的观点③则认为尽管《中国游记》如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但对其中讥笑和讽刺中国的言辞仍然无法接受 众所周知，在1921年的中国旅行中，芥川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分别为上海与北京，所以《上海游记》与《北京日记抄》作为《中国游记》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研究界的重视。然而相对有一定研究积累的《上海游记》，《北京日记抄》的研究成果甚是单薄，仅有零星研究散落在《中国游记》的研究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北京日记抄》的论文。但如果将《北京日记抄》与《中国游记》中的其它游记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北京日记抄》在《中国游记》中特色明显，主要体现在芥川对北京的态度上。青柳达雄[1]认为：“在《中国游记》中，只有在北京的芥川是生气勃勃的。”这里的“只有”一词就把《北京日记抄》与其它游记进行了有效区别。然而，像这样的在《中国游记》中与其它游记有突出不同的《北京日记抄》并没有引起中日研究界的重视。但在芥川对北京情有独钟这一点上中日研究界已经达成共识。对于他喜欢北京的理由，研究界的基本观点认为北京的古典风景及艺术氛围吸引了芥川。例如青柳达雄（同上）认为：“芥川穿着长衫每天奔走于北京的街道，他的快乐并不是因为北京浓厚的政治氛围，而是因为着迷于绘画、书法以及戏剧等艺术活动。”此外，进藤纯孝[2]、红野敏郎[3]等研究者的观点与青柳的分析比较相近 上述观点都从分析文本本身的角度进行的，这样的研究方法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从考察文本的生成过程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就会看到文本的另一个内涵，会有助于更加全面的理解文本。和田章男① 认为：“研究作家的文本生成过程就像自然科学家研究神所创造的自然法则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法则”。松泽和宏 ②则从生成论与解释学的关系上强调了研究生成论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成论不是站在解释学的对立面的学问，它能够使丰富我们对文本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考察文本生成过程对于理解文本内涵的重要性。对此，就来考察一下《北京日记抄》的文本生成过程 二 1921年3月下旬到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于到中国旅行。期间游历了上海?h口?L沙??大同?北京?天津等地，在北京逗留时间为6月12日-7月10日。对于这次旅行，大阪每日新闻社在1921年3月31日的《大阪每日新闻》（早报）上的宣传题目为“支那印象? 芥川??之介氏/新人眼中的新中国/将于近日登载”。从大阪每日报的宣传题目可以看出芥川此次旅行的重要性，他将向日本民众传达他眼中的“新中国”。所以《北京日记抄》所传达出来的北京形象也是“新中国”中的一部分，这对当时的日本民众理解当时的北京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在考察《北京日记抄》的前文本时发现，芥川的此次旅行除了大阪每日报的派遣以外还有其自身的两个原因，一是私生活上的疲惫与倦怠，二是创作生活上的停滞期，这两个原因直接影响了芥川对中国的印象，使得他笔下的北京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下面进行分别论述 1916年12月1日，芥川到横须贺的海军机关学校就职，自此开始度过了两年多的教师生活。但是，过了近两年教师生活的芥川开始抱怨到：“因海军扩军学生增员，课时也会增加，而战争却几乎没有可能发生。因此，我突然对每天往横须贺跑厌烦起来” ③。同时他还向友人倾诉对海军机关学校的不满：“像在政府机关那样，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三点，无论有课与否都得待在学校。这最令我苦恼。目前虽有两天完全没课，却还得乘火车跑到横须贺”④。这样的不满使芥川在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