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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媒体发展对西方政治影响 　　摘要：在西方通过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在言论更加自由的西方，大众媒体可以自由地对政治家们的丑闻新闻进行揭露和报道，政治家也可以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和筹款。因此，在传媒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大众媒体在西方政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大众媒体 西方民主 作用 政治过程就是权力的运作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大众媒体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而大众媒体对西方政治的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显著的 以美国为例，20世纪40年代晚期电视机在美国广泛使用，50年代才在其他国家普及。无线广播比电视机仅仅早20年左右。惟有印刷品可被视为历史悠久的用语政治和其他事物视为大众交流方法。但即便是印刷品，它与大量公众建立联系的历史也还不足100年。唯有印刷品可被视为历史悠久的用于政治和其他事物的大众交流方法。但即便是印刷品，它与大量公众建立联系的历史也还不足100年。城市社区中，首先必须做到大众识字，而这到19世纪晚期还没有在美国出现。直到1900年，报纸在美国才真正成为大产业。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报纸发行量有了第一次巨大的增长，其时他的增长速度开始快于美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与此同时，报纸改变了其强烈的政治派性，转为独立的编辑人立场。编辑的观点本身很少与某个党派的事业维系在一起，而新闻报道更常见地与编辑的意见（无论是党派的还是个人的）相分离。伴随这种发展的，或者说是促进这种发展的，是新闻内容的大众化，以至于常常降低了严肃的政治新闻的重要性。这似乎是报纸发行量矿大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不再作为一种向选民提供信息的政治沟通手段。现在，它们是向较少政治分歧的公众而不是向那些发行量较少的党派报纸的赞助者提供信息。换句话说，报纸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媒体 从而，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政党和候选人都不得不在政治上调整自己以适应至少是一种强有力的大众沟通方法。他们没有垄断这些与大量选民建立联系的手段。政治家不但经常要和不友好的编辑政策对抗，而且不管报纸是否友好，他们也不得不试图利用报纸来发布新闻和广告以联系选民。比如：美国总统，早至西奥多有力的政治沟通手段，特别是对富兰克林。甚至当政党组织以美国大城市的委托组织方式或以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方式高度发展时，大众传媒也与党员组织同时存在。承认这些并不和关于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观点相矛盾。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产生一些荒谬的想法，即认为大众传媒仅仅是在最近才用于政治目的。同时也要求不要产生一个几乎同样荒谬的信念，即大众传媒越来越多的使用将消灭政党组织。所有这一切只意味着，当代的交流技术，伴随着他们在其中起作用的社会条件，现在已使得大众传媒在可影响选举人的这多机构中脱颖而出，变得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将是党员组织变得相对的不重要，但不是说他们将消失 现在，大众传媒发挥政治功能程度最大的可能是美国，这既是由于美国的技术本身高度发展，也是由于美国政党组织的先天不足的缘故。后者可能助长了美国政党组织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但也可以说是媒体的有效性使政党组织变得不太重要。这两种解释都不是绝对可取的。基本的社会变化很快就引起了组织手段的衰退和媒体交流的兴起。就美国而言，这一观点在对1948年选举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就得出了。选民被认为已经变得不太容易受政党习惯（在传统的挨家挨户的游说中形成的）影响，而更易受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运动的影响。甚至有少量有力证据表明，电视比政党组织的工作更有成效。一项对底特律政治活动的详细研究显示，大量接触电视但与政党组织没有任何接触的公民，比任何其他没有同样多地接触电视但与政党组织有接触的公民有更高百分比的投票决策意识，这表明，电视比政党组织自身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也许报纸在这方面更有作用，特别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来说，据知他们受印刷品的引导比受广播的引导更强烈，但有关电视方面的发现似乎更有潜在的意义，因为更新的媒体能影响更广大的民众 电视影响的本质如同广播一样，听众是在不具备党员身份的情况下被影响的。广播和电视不论是为私人所有还是为政府所有，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比现代大量发行的报纸具有更彻底的无法从政治上区别的听众。这没有阻止某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比别的政党更有效、更频繁地利用广播设施。但它的确意味着广播和电视机构（或者网络）避开了政党的资助。从这点上来讲，它们与更老的主要依靠赞助的报纸形成了两个极端，那些旧报纸的读者通常是一些自认是某个党组织的徒众。通过广播电视，政治家能够与中立的甚至是隶属于队里的党派的选民建立联系。然而，就读者的种类而言，这种机会与在发行量大的报纸上做广告提供的机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区别，那些报纸的党派性在吸引读者方面可能没有多少意义 更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