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论文.docVIP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论文 .freel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 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 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 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因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 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ng bao）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