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刑事审判中非法证据排除困境.docVIP

试析我国刑事审判中非法证据排除困境 　　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全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刑事审判中适用和发展遇到障碍，本文旨在对可能存在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认定非法证据难、产生实效难等困境进行归纳总结，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为参考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程序；重复自白；困境 1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 1.1辩方申请启动排除程序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等有关规定辩方可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存在以下困难：一方面，虽然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只需使法官形成“怀疑”即可，但因被告人、辩护人等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要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材料并不容易。例如：不少刑讯手段，只有痛苦而无外在痕迹，被告人和辩护人根本无法找到明显的伤痕线索。同时，我国未确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辩护律师无从知晓讯问的具体时间、地方、方式和内容等。若辩方不能提供相应的线索或材料，则无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非法证据排除更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关于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例如：怎么判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的必要性？何为“对侦查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等问题都未进行明确规定、没有统一标准，完全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由于案件审理的压力等原因导致法官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尽量避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法官不批准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辩方如何维护自身权利，法律没有设定救济途径，再次加剧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难度 1.2法官依职权启动排除程序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官认为可能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可依据职权直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然而，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虽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流水式”的诉讼模式下，三机关更多的是互相配合，共同打击犯罪。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同时，法律虽赋予法官启动排除程序的权力时，却对未规定法官消极行使权力或不当行使权力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剧了法官消极行使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情形 2认定非法证据难 2.1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模糊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可分为两类：一是强制性排除，主要针对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二是裁量性排除，针对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作出补正或合理解释，否则应当排除。我国法律对于非法证据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模糊，具体表现为： （1）关于强制性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的规定模糊 我国法律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威胁”、“非法方法的具体范围”的界定很模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规定为使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但何谓“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国法律均未明确 （2）关于裁量性排除的非法物证、书证的规定不明确。首先，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判断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应当在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法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情况等情况下判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中规定“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指收集书证、物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严重损害。前述解释依然比较抽象，并未给出具体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实则等于没有说。其次，法律对于“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规定不明确，要补正到什么程度？如何理解“合理的”？法律均未作出规定 2.2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形式化 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五十八条和《高法解释》第一百条的规定可知，当法官依职权或依申请启动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后，法官将会根据“程序优先审查”原则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开展调查程序。由于被告人常常处于未决羁押的情况下，辩方在法庭调查程序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事实上处于举证不能的状态，经常“空口无凭”。因此，在调查程序中的举证则基本上依赖于控方，由其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证明，辩方对其提出证据进行反驳质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控方常常“敷衍了事”地履行证明义务，使法庭调查程序中的举证、质证往往流于形式，被“虚化”了，这大大增加了非法证据的认定难度 第一，控方通常的做法是只由侦查人员出具的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材料。但对这种说明材料辩方难以进行实质有效的质证；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作为调查程序的主要调查对象，用被调查者自己出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