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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制度及我国现行刑诉制度不相容性 　　摘要：长期以来，辩诉交易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4年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是契合实际的合理选择。从制度、文化、实践等角度进行思考，进一步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坚持实体正义，拒绝辩诉交易，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法治中国的保障 关键词：辩诉交易；刑事和解；正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2016.30.068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新的诉讼模式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是它却在争议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等一些国家（地区）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在备受追捧的同时，我国学界对此也有不少探讨，有主张引入的，有主张拒绝的，还有主张改造性吸收的。笔者认为辩诉交易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背景，它成功实现其价值也有其运行前提，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是有其存在的特殊条件和空间，究竟其是否在某国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要站在引入国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看到他国成功之现状心生羡慕就谈引入。在法治起步较晚，法治建设还在进行中的中国来说，引入辩诉交易暂时不合时宜 1引入辩诉交易不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构建 刑事实体法为定罪量刑提供法律标准，刑事程序法为实体法的落实提供保障障，二者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我国刑事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要任务。辩诉交易制度是否符合我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价值理念以及与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能否相兼容是我们探讨引入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1辩诉交易与刑事实体法存在冲突 刑法的第一大原则是罪刑法定，它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它一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不能违背法律做判决，另一方面则要求犯罪的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责任追究，这是它相统一的两个方面，也即反对同罪异罚原则。而辩诉交易是以被告人的认罪来换取对其较轻的惩罚，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被告人的认罪与否，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背道而驰。所以辩诉交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极大的冲突，它将定罪量刑依赖于被告人的认罪情况，使得我国的刑法将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即使存在完善的刑法也都只是摆设而已。法律的制定在于实施，法律的生命力也在于实施，辩诉交易不符合成文法国家的法律理念，也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 任何人在适用刑法上应当一律平等，不容许存在任何特权。而辩诉交易制度下允许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被告人和公诉方达成交易，以撤销指控、减少指控罪行或者提出减轻处罚建议的方式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如果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话，那么法治社会所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违法行为得到相同追究的宣称就成为一种谎言，法治实践可能将毁于一旦，这种社会状态可能就不能再称之为法治社会。所以在我国的实体法制中辩诉交易是不存在生存之地的，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的 1.2辩诉交易与刑事程序法存在矛盾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及时查明案件事实，进而惩罚犯罪行为，在职权探知主义诉讼模式下，追求真相是历来刑事诉讼法的追求目标之一，而辩诉交易有可能掩盖事实真相，使得犯有罪重的人逃避?览鞯某头＃?使无辜的人蒙冤受辱。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任何人确定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定罪权由人民法院享有，其他任何机关不能享有也不能干预，而在辩诉交易制度下，检察院实际上享有了一定的定罪权，这侵犯了法院统一的定罪权，也不符合裁判居中的诉讼理念。同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要求我们在司法活动中要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法律规定。辩诉交易则使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受追究或者少受追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漠视，是对客观事实的违背，更是对法律权威性的漠视，也对法治的自我否定。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刑诉制度追求的正义理念不相容 以上是从我国程序法的规定层面所做的分析，如果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不够完善的角度研究，我们将进一步确信不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结论。辩诉交易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沉默权可以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沉默权是被告人与公诉方进行讨价还价进而交易的资本。而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被告人仍有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没有沉默权作为基础，辩诉交易要么不能正确的开展起来，要么会丧失作为交易前提的平等性与自愿性，最终仍然只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述。另外，我国也没有建立与辩诉交易的相关配套制度，比如，被告人认罪答辩后免于起诉或者减少起诉罪名后，被害人的权益如何保护，以及我国被害人在检察院不起诉的情形下是否仍然享有起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