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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夏及亲中地缘安全因素考察 　　[摘要]地缘是地理空间下人缘活动的客观存在，人缘是彰显地域能动性的最直接载体。人缘和地域的天然结合，致使地域无限性的人缘能动价值成为可能。人缘能动性价值的最终结构承载体是政权国家，政权国家间在地域性上的客观联动存在，产生了最基本的地缘互动单位，即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运转与地缘联动效应的产生，人缘政治仍是最基本的参照系和考量因素。人缘政治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外缘屏障的安全与内部弊病的可控。纵观历史，辽夏和亲这一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区际下，地缘政治与人缘政治有机结合的典型代表。由此，本研究用历史地理学的解析视角，考察了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 [关键词]辽朝；西夏；和亲；地缘安全；考察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70-08 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分统过程中，契丹族乘势崛起，雄踞当时的北中国。其后，赵宋王朝对东南部、南部和部分西南部，乃至部分西北部中国实现了局部统一。进而在当时的中华地域区际下，形成了两强对峙于燕云一线的地缘分布格局。至于西夏，其虽在未正式建国之前，已经在唐朝末年成为了一支藩镇西北的地方少数民族势力，并统筹着辽国西南下和北宋西北上的关键地带――河西走廊地区。然而，作为三强鼎立中实力最弱的一方，如何在三角张力的伸缩过程中保障自身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和利益最大化诉求，也成为了历代西夏统治者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中，辽夏间三次和亲建构起来的人缘政治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在主客观上产生的有利于西夏生存和安全保障的地缘效应，也进一步彰显了西夏统治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超战略智慧。虽然，地理环境不是制约一个政权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缘政治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于辽夏和亲一事，在当下可查阅到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文献中，除了基本史料《宋史推及时人研究，舒焚的《辽史稿》中有所提及，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著的《西夏简史》有所提及。而对此历史事件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有崔明德教授《中国古代和亲史“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李晓的论文《西夏的和亲政策》，蒋之敏的论文《西夏与辽和亲的原因及影响》等。不过，通读清人所撰著作和时人的研究后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中除了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一书，对辽夏和亲中的地理因素作了较多的笔按分析外，其余的研究文献虽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地理因素，但均没有专门系统地从地理或地缘安全因素角度对辽夏和亲加以剖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辽夏和亲中确实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智慧因素。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地缘安全因素的视角，解析辽夏和亲这一发生于中古时代的中国区际下的民族关系史事件 一、辽朝与西夏的地缘特征 探视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地缘考察为本研究之主旨。辽夏和亲系辽朝和西夏间在地缘结构上延伸出来的人缘建构，所以需要探视清楚辽朝和西夏的地缘特征及其地缘互动关系 （一）辽朝的地缘特征 据《辽史“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可见辽朝地域的广阔和内部结构的复杂。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于是与宋以白沟河为界，西至金山（在陕西甘肃哈密卫北），迄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在漠北千余里，今名饮马河），东至海，绵延万里，建五京。”据舒焚《辽史稿》解析：南线，与宋交界；西南线，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与东胜之间，再向西北，过黄河，进入巴彦津尔盟境内，再向西，在河套以东折向西北，然后进入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大体上与中、蒙两国国界线平行，再向西，到我国今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界交界附近为一线。线东北是辽朝统治地区，线西南是西夏辖地。由此，舒先生认为：契丹族贵族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引人注目地存在于当时我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存在于当时的亚洲东部。另据谭其骧先生主编辽、北宋时期全图（3-4图）可见辽朝直接控制区全图似一条头朝东至海，尾摇摆偏北至额尔齐斯河，偏南接壤属区黑汗一线，脊部附驮属国辖戛斯、斡朗改，西南腹部被属国西州回鹘和西夏托起，南部在燕云地区与北宋相接的大鱼形 基于辽朝基本的地域特征构成，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辽的疆域，无疑是极为广阔的。而随着自然条件与州、县的分布又导致了辽朝疆域不同方向的清晰程度不同。南面，通过与北宋的系列战争，通过军事占领和签定合约，转化为清晰的边界。事实上，游牧族政权和部落之间的界至，从来都是无法严格分划的，反而是辽、宋边界之精确，在古代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也反映了辽这个政权的极端多样性 综上可见，辽朝的地缘结构呈现出地域范围的广阔性与疆域布局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在，辽朝不仅和南中国的强权北宋对峙，还需要应付着内部属国、属部间的统叛分合。对此，《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