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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礼记》生态思想探究简析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道家生态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ZXB003） 摘 要：近年来研究《礼记》的生态思想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以“天地”为本的整体观和宗教维度的观念。二、《礼记》之 “仁”的生态意义。三、《礼记》与保护自然环境 关键词：《礼记》；生态思想；保护自然资源 作者简介：梁晓阳（1991.3-），女广西桂林人，北京林业大学2014级研究生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环境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2 《礼记》由西汉戴圣所编纂，其成书的时间在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21年之间，全书反映了以周王朝为主的典章、名物制度和各等级的各方面礼仪规范，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交往中的各种礼俗（王锷，2007）。笔者根据2000年――2016年的《礼记》生态思想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 基于《礼记》的哲学研究的立场，龚建平认为我们不应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派系或今古文的分别来处理《礼记》的文本。较早专门研究《礼记》的生态思想的学者是郭文韬，他从“天地人宇宙系统论”、自然资源保护的生态思想、统治者环境管理的职责等方面探讨了《月令》的生态农学思想。由于《月令》成书较复杂，郭文韬学者并未将其研究范围限制为《礼记》，其研究范围包括了《吕氏春秋杨、石玉慧、欧阳静、朱小明、王文东等。笔者将结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 一、以“天地”为本的整体观和宗教维度的观念 《礼记》体现的整体观和宗教维度的观念，是礼法自然的表现。《礼记》富含尊天、事天的生?B思想（赵载光，2004），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郭刚，2008）。姚中新、郭齐勇以生态为视角从“天”、“地”、“人”等方面肯定了《礼记》的生态整体观是以“天地”为本的，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礼法于天”的一种体现。也有学者从儒家生态哲学的宗教维度来探讨《礼记》尊天、事天的思想，乔清举将那种对自然的宗教性保持着敬畏的态度称之为宗教维度，郭齐勇认为《礼记》所涉及的“天”和“太一”神具有宗教哲学的意蕴，王文东则认为《礼记》的宗教维度体现在“报本反始”以及祭祀动物、植物、土地和川泽等方面，进一步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此外，徐长波、乐爱国、闫祥岭、赵载光都从生态的视角探讨了《礼记》五行思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之，《礼记》对生态的看法是一种以“天地”为本的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因此，如此有机的生态整体观也被认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姚新中和郭齐勇这两位学者就是这么认为的，前者认为人是有局限性的，并且人权并不是神授的，他从两方面辩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后者认为儒家主张生态系统存在客观内在价值，人有人性，物有物性，甚至人性中有神性，物性中也有神性 二、“仁”的生态意义 《礼记》表现出了儒家的“亲亲――仁民――爱物”的仁德。其生态思想以“仁爱”为主脉，并规劝人们不忘初心，复归善之本性，以仁爱之心接人待物（孟广慧，2015）。在《礼记》中有论述仁、义、礼三者之间的关系。《礼记“礼”是“义之实”、“义”是“仁之节”、“仁”是“义之本”，简而言之，礼是义的体现，仁是义的基础。《礼记》之“仁”明确了一种有等差的生态意识，要求一种普遍的生态的道德关怀，它肯定了人在宇宙各生态层次中处于较高的层次，并认为各层生物圈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同时，人又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郭齐勇，2016）。龚建平认为《礼记》将??怛之爱看成是普遍仁爱的基础有三点原因：第一，它是自然天然之爱，先于其他条件或不受环境左右；第二，它是哀痛中的仁爱和仁爱中的哀痛，包含自我否定之义；第三，它是普世仁爱在实践中的开始和参照。[1] 三、《礼记》与保护自然资源 任继愈和余敦康都提出，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很多制度性的资源在古代就存在了，《礼记》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杜维明，2003）。褚俊海和郭爱涛认为《礼记》的制度性资源是“人法于礼”的具体体现，乔清举则称之为生态功夫论，主要指生态实践，表现为将生态思维注入规范、政令、习俗等内容中。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认为《礼记》的永续利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生态律令的原则和生态律令的行政管控上。赵杏根认为保护生态资源的原则在于取用有时、取用有度、取用有法这三个方面；吴洲等学者认为保护生态的原则在于有限制的利用和开发；郭齐勇认为《礼记》保护生态资源表现为以下三个原则：禁止灭绝性砍伐、捕猎，保护幼小生命，重“时”；王文东认为如果要使人与自然和谐成为现实，需要遵循“时禁”、“无伤”与“时中”的原则。白杨、石玉慧在《生态伦理思想略论》中认为人对自然界的态度应是节制自身情欲、以时取材。笔者认为古代保护生态资源的原则对环境问题突出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