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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先生及中国语言问题 　　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周有光老先生过了112岁生日去逝。周有光参加制订了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曾经回忆：“到了50年代，我们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走了一步。” （《周有光口述》，李健亚采写，《新京报》2007年1月23日）。这里说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方案，这套方案由黎锦熙主持，赵元任参加，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套方案，国语罗马字是第二套方案，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第三套，1958年公布，至今已经使用59年，并于1982年通过ISO国际标准组织认定，成为汉语拼音的世界标准。这是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全球通用发音标准，也是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第一次拥有的通用发音标准。对此，周有光功不可没，赵元任有开拓之功。这篇文章，也算是对老先生们的一份纪念 中华大地上距今7000年前已经有疑似汉语文字的图画、符号出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出土的113个符号），距今5000年前，系统完全的汉语文字出现（甲骨文），距今3000年前，完整的汉语书面文出现（先秦古籍），公元前217年，秦王朝颁布“书同文”法令。2200多年以来，汉语书面文从古文到骈文到文言文到白话文，同汉语口语相对独立地实现着自我发展变化，同时，汉语口语则始终保持着自身的语言发展规律，以地域、方言为特征实行着世代传承，直到1923年“国语筹备会”开始着手推行汉语通用语言：“国语”，中华大地上才开始出现一种统一通用的汉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到1957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汉语通用语言“普通话”才开始普遍推广使用。60年来，普通话已经基本成为了汉语通用语言，但是，普通话的口?Z和书面语并不完全一致，汉语书面文也并没有完全同普通话保持一致， 更值得思考的是，在赵元任先生之前，有关汉语言的学术研究始终局限在文字、文字音韵、文字释义的范围内打转转，而且主要的眼光是紧紧盯着几百几千年前出现和使用的文字，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中国语言学，实际上不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的颠来倒去，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关于古文字，古音韵的解读，谈论汉语言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古汉语的表现状态，就是不去研究汉语的现在和未来如何发展，更不谈论汉语如何成为全民通用的语言，连汉语口语和文字的关系也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浅尝辄止，似乎汉语就是那些早已经成为历史的古代文字，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死文字 公元1914年夏天，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帮中国留学生闲谈起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科学知识的问题，谈出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并在上海出版了一份《科学》杂志。直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赵元任先生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人和《科学》杂志的主要创办人，1921年之后，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了汉语言，并利用《科学》杂志为学术阵地，在《中国语言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汉语”，他的《官话字母译音法》、《中国言语字调的实验研究法》、《再论注音字母译法》、《电信号码根本改良的根本探讨》、《语音的物理成素》、《符号学大纲》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创出了一条全新的科学道路。赵元任先生也因此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汉语言学家，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性进行的汉语声调研究课题，后来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四声标准；他创制的五度制汉语声调记调符号，恰如他设计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精确性强，但普及使用的难度大，加之他并未直接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汉语声调最终被定型为四声，即与传统音韵存在关联，又符合当代汉语通用语言的发音习惯，“赵氏调符”尽管未被《汉语拼音方案》直接使用，却奠定了汉语声调的理论基础；他曾出任“国语筹备会统委员”，编写录制了《国语留声片》课本，推动了现代中国社会通用语言的形成和使用，设若没有“国语”的形成和使用，我们难以想象汉语通用语言“普通话”能够顺利推广使用 尽管至今中国各地的大多数人们都更习惯使用自己从小就学会的地方语言进行口头交流，尽管普通话已经基本上能够全社会通用，按照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关于语言的描述，至今的汉语通用语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语言体系。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说：“一种通用语言，如果已经使用文字，它的口语词汇、文字词汇的表意一一对应，文字词汇的发音同口语一致，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共同构成这种通用语言的两种表达形式，两种表达形式为同一个语言系统。” 汉语普通话作为当代中国通用语言，与赵元任先生对于通用语言的描述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普通话的语言描述不够科学（详见附文：《不伦不类的普通话》），这种不够科学的语言规定导致了普通话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