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被害人和解”的制度设计与司法践行论文.docVIP

　　“犯罪人—被害人和解”的制度设计与司法践行论文 关键词: 犯罪人—被害人和解/恢复性司法/协商调解 一、考察背景 在刑事司法的体系内，如何既有力保护被害者的利益，又使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始终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面临的一个紧迫难题。20世纪70年代，依托于西方“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改革的宏大背景，同时依托于“被害人学”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强劲发展，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领域——“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并将其作为化解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出路。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纷纷在司法实践中引入了这一操作方案.freelo-Dogmatik），以此确立“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在刑罚裁量中发挥的基础性影响，而且在程序法上不断加强被害人的地位，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均衡协商的达成，来调整和控制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与节奏。在少年法上，德国1990年通过的《少年法院法第一修正案》，更是将刑事和解制度积极引入少年刑事司法，并且在实体事项和程序事项上，都比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有了更为广泛的扩充适用。可以说，透过1990年的《德国少年法院法》、1994年的德国新《刑法》以及1999年《德国刑事诉讼法》等数次修法，“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制度”在整个德国刑事法体系中不断扩展版图，已经渗入了包括少年法、实体法、程序法等三个重要部分在内的整个刑事法脉络。 （一）少年法院法上的制度设计 少年刑法可谓一般刑法的特别法，其政策重心不在于威慑与遏制，而在于对少年犯人的教育与矫正。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催生下，1990年8月30 日通过实行的《少年法院法第一修正案》，突破性地引入了“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制度”，并且在实体与程序上化约为以下规定： 1.“犯罪人—被害人和解”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停止事由 《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2 项明确规定：“当一项教育措施已经实行或者已经引导，检察官无需根据本条第3项法官之参与，也无需有被告的提出， 可将追诉予以略过。对于青少年而言，与被害人达成协商的努力就如同是一个教育措施。”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少年检察官已经决定实施一项教育措施，则不需法官同意，也无需被告人自己提出申请，检察官即可依职权停止刑事追诉。对青少年而言，此种教育措施当然包括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调解或协商。申言之，如果依照检察官的决定，犯罪嫌疑人致力于与被害人公平对话，并对被害损害进行复原性努力，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履行公益服务等等，那么检察官可根据第45条第2项之规定，直接停止相关的刑事追诉。 此外，在已经起诉之后，根据《少年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少年法官可在第45条第2项的前提要件下，通过转向处分（Diversion）而将程序停止，以避免对青少年予以现实的犯罪宣告和刑罚制裁。第47条规定：“一、若已经提起诉讼，法官在下列情形下可将程序停止：（1）《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前提要件存在；（2）一个在第45条第2项意义下无需经由判决决定的教育措施已经实行或引导；（3）法官认为一个经由判决的决定是没有必要的……；（4 ）被告因不成熟而无法负担刑法上的责任。在本条第1项第2号及第3号的情形下，法官必须经检察官的同意， 方能暂时将程序停止，并且给予该青少年最高6个月的时间， 使他在此期间内履行负担、指示或教育措施。……倘若该少年履行了负担、指示或教育措施，法官即停止程序。”根据这一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给定的考察期内（最高6个月）， 致力于与被害人进行协商与对话，便可视为是一项符合本法第45条第2 项意义下的教育措施已经施行，法官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这一表现，而决定将程序停止。当然，这一附条件停止审判程序的决定，必须事先获得检察官的同意。 2.“犯罪人—被害人和解”作为独立的制裁措施 众所周知，在一般刑法中，犯罪成立后紧跟而来的制裁措施是相当确定的，要么是刑罚，要么是保安处分。1(P726) 然而，与之相比，针对少年犯罪行为的反映或制裁，在少年法院法中却有一串长长的清单，其涵盖面极为广泛且类型丰富。在这一措施目录中，尤为引人瞩目的便是从70年代的一些试验模式中发展出来，而在1990年《少年法院法第一修正案》中首次确立的“犯罪人—被害人均衡协商与再恢复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但使犯罪人—被害人之间的均衡协商及恢复性努力，正式成为少年犯罪成立后的一种独特制裁方式，而且打破了传统刑法中“刑罚—保安处分”作为犯罪仅有反应方式的双元格局。更为重要的，此种特别措施的引入，在整个刑事法律体系中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凸现了将“协商与恢复性努力”确立为刑事效果体系第三支柱的美好图景。也即，在刑罚、保安处分之外，“犯罪人—被害人的均衡协商与恢复性努力”作为第三种独立的犯罪反应方式而存在④。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此种犯罪的反应方式仍停留在少年刑法的范围之内予以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