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文学政治 ——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下)论文.docVIP

　　“诗意”的文学政治 ——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下)论文 .. 五 作为一种阅读反应，或作为一种诗学批评，“诗意”的匮乏用于新诗领域时，其实只有在古诗写作和新诗写作都把它奉为美学目标时，才会显得有的放矢。但我们知道，古典诗歌和新诗分属于不同的实践范畴，古典和现代的差异本身就对“诗意”的普适性构成了一种阻碍。除了诗歌史上的自然变异外，在新诗实践中..，“诗意”的匮乏更多是源于现代诗人对它的质疑与排斥。对“诗意”的抵触，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装置。这一抵触所包含反传统主义也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简单地说，“诗意”的匮乏，在实质上，其实是由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造就的。这种追求既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创造过程。它可能并不像郑敏等人想象的那样，已经耗尽它自身的可能性，陷入了险恶的诗歌危机，或跌入了可怕的低谷。相反，在我看来，新诗的写作范式所包含的文学能力还远远没有被释放出来。而“诗意”话语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摆脱诗歌文类的约束，在诗歌想象力的层面上，重新建构它的含义。换句话说，正如穆旦在1940年代感受到的那样，我们所说的“诗意”面临着一次修辞学转型。 在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学的抨击，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政治的典型行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古典文学的描述，堪称是一幅文学政治漫画的巅峰之作。陈独秀对古典文学的挞伐，既是一种文学政治的策略运用，又是一种文学现代性的自我宣传。在我看来，它也为现代文学深深地埋植了一种新型的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美学：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26） 这里，古典文学（而我们知道，它的最高成就是以古典诗歌为参照的）遭受的判决，已不仅限于文化层面，它其实是审美政治上的判决。这份判决书写得痛快淋漓，犀利无比，振振有词。也许它存在着很多疏漏，但它所包含的文化说服力及其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古典文学的文本本身，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就在于它对古典文学的诊断，主要借助的不是一种审美文化上的洞见，而是源于一种文学政治上的判断。“古典文学”真的已经“失抒情写实之旨”了吗？陈独秀似乎并不关心细微之处的允当，他提出的是一个新的文化视野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现代人如何通过文学实践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他看来，古典文学对此毫无益助，因为现代人所念兹在兹的“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古典文学不能向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一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在陈独秀那代知识分子看来，古典文学所展示的文化视野是极其封闭的：“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它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在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时所需的开放的自主的文化视野。由此可见，陈独秀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划分主要是建立在一种文化政治的诊断之上的。他对现代性所抱有的乐观态度，今天看来可能有很多问题，但他对古典文学所作的政治判断却包含着复杂的现代意识。他的洞见也只有从文学政治的意义上去理解，才能把握到它的精髓。 从理论上看，这种颠覆性的文化诊断，也许不会动摇古典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对“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形象却是狠狠一击。也差不多就是从那时起，在现代文学的知识谱系里，“古典文学”和“所谓人生”开始格格不入起来。换句话说，从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看，由“古典诗歌”锻造的“诗意”从那时起也开始被看作是与“所谓人生，所谓社会”相对立的。在陈独秀那代知识分子看来，现代文学的基本任务是启蒙主义的，它的核心是促进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帮助国民获得全新的时代感；而它的风格模式是写实主义。这种写实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倾向的问题，而是要努力透过生活的表象把握人生的本质和世界的进程。从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出发，“诗意”的风格模式——优美的意境、含蓄的表达、典雅的辞藻——显然不足以承担文学的此种功能，因而必须加以断然“排斥”。 新诗史上，对古典诗歌的负面评判一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