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docVIP

　　“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问题与主义”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争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论争的真相。这次论争不仅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而且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并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胡适 李大钊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起因与经过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兴起了一股“主义热”。时人张口主义，闭口主义..毕业，而对现实存在的关于国计民生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尤其令胡适看不顺眼的是当时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忧于舆论界“空谈主义”的偏向，也急于中国的很多“火烧眉毛”的问题鲜为人谈。于是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毕业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在引言中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文中提到在宣传“主义”时，不要满足于“纸上的学说”，而要“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等等。而且把“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作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志先）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蓝公武没有细读胡适的文章，虽然提出了反驳，但偏离论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尽管如此，胡适仍在《每周评论》第33号予以转载，并在文章前写道:“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后来还收入《胡适文存》1集第2卷。 李大钊是在出京的时候读的胡文，并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整理了他的感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他提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为了回应李大钊蓝公武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24日）和《四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以及《新思潮的意义》（11月1日）。在这3篇文章中，胡适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因《每周评论》被当局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就结束。 二、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任何“主义”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外来的“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必须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由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强调“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在后来的讨论中也坚持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李大钊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脱离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要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主义”的一种，同样存在着文化传播中遇到的一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如何转化为中国形式，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或无意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是要处理好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即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