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与“后自由主义”》论文.docVIP

　　《伯林与“后自由主义”》论文 .freelanistic liberalism），正是以其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确切地说，是在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长期批判反省中形成的。 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思想史研究泰斗，柏林意味深长地将他自己最重要的思想史研究论集命名为《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 ）。我愿意借用这个书名强调，柏林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 反潮流的自由主义 ，因为柏林的自由主义植根于他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主流思潮的不懈批判。 柏林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维柯（Vico，一六八八——一七四四）和赫尔德（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等对西方启蒙主流的深刻批判提到欧洲思想史的中心地位（特别参见其《维柯与赫尔德》、《反潮流》、《人这块歪材料》三书）。柏林认为，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具有不可救药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而维柯和赫尔德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打破了一元论的统治，高倡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但不幸的是，维柯和赫尔德的洞见从未得到应有的真正重视，占据西方现代思想主流的仍然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柏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柯和赫尔德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柏林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 柏林自由主义 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multiplicity andthe in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 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 爱奥尼亚谬误 （Ionian Fallacy ），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谓 始基 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这一 爱奥尼亚谬误 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古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不和谐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也就表现为对一元的寻求、对同一性的寻求、对确定性的寻求、对最后和谐的寻求，从而形成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套核心观念。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 一、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 真理只有一个 ；二、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三、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 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柏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 强权即真理 ，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柏林把马基雅维里视为突破西方一元论传统的第一人。马基雅维里深刻地看出，古罗马人的道德观与基督教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因此他的祖国意大利要想 复兴 古罗马的光荣就必须拒斥基督教，如果接受基督教就不可能复兴罗马共和传统。但柏林指出，马基雅维里尽管希望复兴罗马共和，但他并不就此谴责基督教，因为他觉得要衡量古罗马道德与基督教道德孰高孰低需要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不可能找到的，如果按上帝即基督教的标准，那当然罗马应该下地狱，但如果让罗马公民大会来裁决，则基督教应该见鬼去，这根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 因此一切问题只在于意大利人自己的 选择 ，马基雅维里只是指出不同的 选择 会有不同的结果。 马基雅维里对 道德和宗教 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这种看法，在维柯的《新科学》中发展为关于 文明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全面系统论述。维柯以 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为理论出发点，强调不同的 文明 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民 自己创造 的，而不是一个上帝设计的，因此不可能有统一性，更不可能找到什么 统一标准 来裁定哪个文明高级或低级，就像古希腊悲剧与但丁《神曲》无所谓孰高孰低，而只表明不同文明的不同价值取向。 赫尔德则进一步提出了不同 民族文化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民族文化都有 它自己的重心 （its o ）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力所在。 但柏林遗憾地指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