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论文.docVIP

　　《全球化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论文 .freelarcel)所说的“掘井及泉”——从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重在钻研、挖掘、创造性诠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重在人类学、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 他以多元开放、广结善缘的心态和虚怀若谷、宽容豁达的听德，与欧美或亚非的学者们不断地对话，受到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的“问题性”或“问题意识”的启发，再进一步修正自己的看法，又作出新一轮的响应。杜先生始终抓住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及其核心价值，不断阐发，不断挖掘，不断完善，不断沟通。这不仅是由具体语境造成的，而且是针对着活生生的提问者背后潜藏的“问题意识”的。换言之，杜先生提供给当代世界的是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信息，他的论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对人类所永恒关注的和当下紧迫的那些问题所作出的有自觉性的答复。杜先生是一位开放性的新儒家，他反对划地自限，反对自小门户，反对狭隘性，提倡胸量、心量、“仁量”，尊重佛教、道教、基督教（广义的）、伊斯兰教等各宗教与思想传统，尊重儒学内部和各国儒学的各种思想传统。正如他多次指出的那样：儒家、儒学不专属于中国；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越南均有自己的儒学传统；从现实上看，随着东亚社区遍及全世界，随着“文化中国”的存在与“文明对话”的深入，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健康的力量，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 杜维明教授的创见有：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儒学的宗教性；文化认同与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等。在以上论域中，杜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特别是儒学的当代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中国与东亚哲学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某些普遍价值，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杜先生认为，儒家人文精神的重建能继承启蒙精神（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等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以下思想资源：一、个人自我之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层次的有机整合；二、个人与社群乃至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三、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杜先生认为，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正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起点。 从方法论上说，杜先生的论著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方说，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之间，在本土知识（或原住民文化，或非西方、非主流的语言、文化）与全球化之间，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加以照察？杜先生提供了一种思考维度。一方面，他批评了把现代化视为西化，把全球化视为同质化、一体化之过程的观点，肯定保持全球化与本土化之张力的意义，肯定多元的语言、文化各自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并没有陷于特殊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境地，反而强调从特殊到普世性，提扬某些特殊知识与文化的世界意义，重视普遍价值。一方面，杜先生深刻检讨启蒙理性、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和全球伦理思潮对启蒙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充分认识启蒙价值，肯定启蒙精神，肯定“五四”。一方面，杜先生主张消化西学，指出中国文化有许多“内在富源”都因为在西方传统中找不到适当的范畴来格义，而被遮盖甚至被埋葬，批评所谓科学方法论对于非西方传统的自身问题性、方向性和动力性的漠视与肢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反对运用西方观念和方法来讨论中国哲学、历史与文化，认为适当借取、灵活运用许多源于西方的观念、方法来解析中国思想很有意义，只是要明了其局限性方能成功。当然，杜先生不是折衷主义者，他强调反思不是“对着干”。 杜先生批评用归约主义的方式来讨论历史文化问题，他不认为儒家思想是官僚制度、士大夫等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指出用所谓大小传统二分的观点来看待大小传统结合、乡村与都市结合、渗透到各不同阶层的生命形态的儒学，是大有问题的。他认为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来自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社会意识、主体意识、超越意识。杜先对儒家、儒学的负面也有清醒的认识，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相当尖锐的批评。他绝不是冬烘先生。 迄今为止，海内外尚没有专门以杜维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有之，则自胡治洪始。治洪无疑有开拓补白之功。治洪的博士论文及据此修改而成的这一著作，有如下特点： 首先，他下了苦功夫去搜集、整理、研究杜维明先生大量的第一手的中英文资料（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早年读书笔记、日记等），还翻译了杜的两篇学术论文，在知人论世方面，在原始资料的掌握上，确实令人叹服。治洪曾于2001年5月至2002年3月，在论主工作与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