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论文.docVIP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论文 .. 【内容提要】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辖下出版的唯一的妇女杂志——《女声》。笔者期望通过《女声》个案的研究，以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在上海沦陷时一份特殊的妇女杂志的运作方式、宗旨，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其他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讨论的对比，进一步探讨沦陷区言语空间的复杂性、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 上海作为女性解放思想最前沿的大都市，在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史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其中各类近现代妇女报刊（包括校刊、日报妇女专栏等）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妇女报刊作为最重要的载体记录了近代以来女性最真实的生活形态，传达了当时女性最真实的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上海的女性话题被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阶级等宏大主题所边缘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进步作家和文化人或者纷纷内移或者封笔，1942年的上海文坛正如《女声》第2卷12期“先声”中所说是“出版荒和作家荒”的一年，出版界呈现一派萧条冷落，《女声》杂志即在这种背景下创刊。 由于抗战救亡的声音被镇压以及男性作家的缺席，上海沦陷短短两三年间相继涌现出三十多位年轻的女性作家，其中：张爱玲小说中被消解的爱情神话中的荒凉感和历史感；苏青的毫不嫌避，大胆的女性个人体验的描写；关露对大众妇女问题的关注； 杨绛对知识女性命运和生存困境的思索；杨琇珍缠绵故事的清新流利；施济美小说的优美深情、周炼霞的超然与老练等，都为沉闷的文坛带来新的活力。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渐渐出现以女性文学为主的繁荣局面。 《女声》的创刊与性质 《女声》杂志由于是由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和日本大使馆资助出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汉奸”杂志。20世纪80年代王伊蔚写过《回忆女声杂志》一文，文中写道：40年代的上半期，突然出现了日本人兜售的《女声》半月刊（笔者注：应为月刊），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主编是日本人，编辑人员中不少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其中有“关露”的名字，我看了非常气愤，它先后发行四年左右，放了不少的毒。2000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评论《女声》杂志：“在为日寇做一些政治宣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妇女的苦难。”近年来，在谈到上海沦陷区文化时，中日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声》杂志，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2000年专程到上海拜访了丁景唐（注：丁景唐，诗人（1920—），笔名歌青春等，日本占领上海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活跃于上海，《女声》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代表诗集《星底梦》。鲁迅研究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影印了一大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主持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及几位当年《女声》的撰稿人，了解到《女声》在沦陷期间的上海，由于呼吁女性的自尊自立，的确曾起过较大的作用。岸阳子从研究关露的角度十分重视《女声》杂志，她曾经委托中国人在新民晚报上登有《寻找“女声”读者》启事，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女作家关露与“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的论文。 关于《女声》的创刊，田村俊子多位研究者，都曾将《女声》创刊时间搞错，中国出版的《上海出版志》则将《女声》的主编错写为关露，可见大家对《女声》杂志了解的混乱。目前，专门谈到《女声》创刊的资料还没有，但草野心平（注：草野心平，诗人（1903年—1988年），日本福岛县上小川村出生、长大，16岁进庆应义塾普通部（旧制中学），18岁始在中国广东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留学。回日本后以《蛙》《富士山》等获得诗名，但是作为诗人无法维持生计，开过饭店、做过校对、当过新闻记者等，生活一直十分贫困。汪伪政权成立后，受时任日伪宣传部部长的大学同学林柏生所邀，前往南京担任日伪宣传部顾问。战后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现代诗人会会长等职务，1982年出版《草野心平全集》共12卷。）、会田纲雄（注：会田纲雄，诗人，沦陷时期上海“太平印刷出版公司”职员。）等一些日本人有过一些回忆。最初策划《女声》创刊的是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名取洋之助（注：名取洋之助，摄影家（1910年—1962年），1982年庆应义塾普通部毕业后前往德国留学，1932年作为德国通讯社的日本特派员在德国、日本、美国、中国战场摄影，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邀请到达上海，太平洋战争后出任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社长，太平书局幕后经营者，在中国组织图片报道“宣抚班”。战争后期向日本士兵做道德教育：“禁止杀戮”“禁止抢劫”等，战后，在日本创办《周刊サンニユ一ス》杂志。1956年作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日本首次文化访华团成员之一，是来到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日本摄影家。），在这里我们简单谈谈太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