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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海洋时代：太平洋热与边缘海经略论文 方兴未艾的太平洋热，促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数世纪以来被封闭于大陆的狭窄视线，要求经略海洋。这一振兴中华，关涉东方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科学的战略定位。这一定位的关键在于，中国人需要突破陆界的拘束，又不能过分望洋骛远。如果热情多于理智.freelunity）。该政策继承其前任总统布什的“东亚战略新构想”，其目标是继续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权益。［9］众所周知，美国还在同期正式促建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巩固本土。所以，作为世界两洋大国同时又是太平洋上两岸大国的美国。无论在太平洋上投入程度如何，都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由近、中期看来，美国放弃大西洋和西欧地位而转向太平洋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根据地重心仍在大西洋和西欧。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全方位、多手段对外战略，对此其官方亦不隐讳。1994年11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对记者说：美国促进世界贸易经济战略由“多国间战略”“两国间战略”及“地域战略”等多部份构成，或可说是多管齐下，［10］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和实际权位置。故简而言之炒热太平洋是美国的一着棋。 倡导环太平洋合作最力的另一个太平洋大国是日本。日本由西太平洋岛链上若干岛屿组成，其本身是分隔若干边缘海和大洋主体的分界线，在开发太平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便有一位名叫稻垣满次郎的日本人写出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东方策》，强调“太平洋是未来世纪的政治贸易的主要舞台”，还指出“如果以东洋为世界万国之一市场，我日本实必成为中心而使商工业取得难以意料的繁荣昌盛”。［11］稻垣有可能是太平洋世纪最早的预言人。在后来的数十年时间内，日本的对外战略由于军国主义的支配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并演变成了向大洋扩张的南进论，其代表人物竹越与三郎曾说：“日本人应该注目的大业是变太平洋为我之湖沼。”［12］ 战后日本随着经济力量的重建与发展，再度提出了以太平洋为中心的诸多战略构想。1965年小岛清首先提出“太平洋自由贸易地域”构想，1980年太平首相主持制定《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将战后日本太平洋发展战略推向高潮。 日本在七、八十年代推出新的环太平洋发展战略，其目标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解决日本经济起飞对资源与市场的迫切需求；第二是打开同美、加等北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并跻身于太平洋的领导大国之列；第三是作为“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补充，改善外部环境。综而言之，日本所倡导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带有强烈的“政战”色彩，它以提高环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而增进“战略相互依存度”，达成国家安全保障目标并增进日本大国地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3］ 特别需要指出，“环太合作”在大平首相“文化时代”等理想主义口号映衬之下，颇带有一层玫瑰色彩，于环太地区各后进国家较受欢迎，但在实际上其利已主义或排他性是十分明确的。日本野村事务所的专家德山二郎已经明确指出：“以往的环太平洋构想中没有包括中国，……对南朝鲜加入环太平洋圈也需要等待时机的成熟”。［14］ 此外，欧洲国家对太平洋的瞩目，也主要是出自对资源、市场的或对美、苏外交等国际关系制衡的需要。 从上可见，太平洋文明发展的远景当然是美好的，但由于各炒家推波助澜，反而使太平洋上弥漫了一层光亮而虚幻的泡沫。合作当然比对抗有利于发展经济，但简单附会或盲从，将美日等大国的利己韬略误视为超渡众生的慈航妙道，便可能招致抉择失误。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不能简单依据原料进口的大国，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根据自身同大洋的关涉范围与深度，以决定经略海洋的规划。换句话说，要对自己的发展战略进行正确的战略定位。 三紧迫形势下的战略定位 面对太平洋上的诡谲风云，有两种倾向：其一是过高估计自身的海洋地位和力量，其二是对大洋远景过分乐观而忽略海上紧迫的形势。这两种倾向都将妨碍我们对海洋大业中的轻重缓急作出正确惦量、影响我们在广阔大洋中的战略定位与部署。 边缘海上的紧迫形势，首先是指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重要需求。据预测公元2000年世界海洋开发总产值将达世界总产值15—17％，下世纪人类蛋白质和各类食物70％将来自海洋。美国海洋经济在1985年已达36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80年代海洋经济比重不到2％，确实还有很大的事业要做。而目前中国既不能大规模东渡加利福尼亚水域去开采海底矿石，也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去收购夏威夷的产业，中国的海洋经济重心仍离不开西太平洋各边缘海。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上已出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海岸繁荣地带，东部八省三市地区在80年代已有全国40％的人口，拥有总产值的60％，今后的产值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 西太平洋边缘海各国家地区已同中国建立了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密切关系。1992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