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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的经济分析——演进博弈论制序分析的新进展 　　　　　　　　　　　 　 　韦 森 在最近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基于对个人的“习惯”与群体的“习俗”的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与理解，笔者曾对市场中的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做了初步的探索（见韦森，2000）。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曾指出，尽管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学界延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在破译和理论展示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的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人们对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的生发机制的认识和理解上，还有着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并未明其原因和“理性不及”的诸多因素与方面。以那篇文章的理论分析为前提，本文将进一步辨析“习俗”（custom）与“惯例”（convention）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的各自规定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H·培顿·杨（H. Peyton Young）等学者沿演进博弈论的分析进路对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的理论探讨做一些评介。 一、从习俗到惯例 从笔者的那篇文章的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论者（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翻译家）并不能完全分辨开习惯与习俗这两个概念。然而，在梳理了康芒斯（John Commons）对这两个概念的准确和清晰的分辨以及韦伯（Max Weber）和哈耶克（F. A. Hayek）对二者的理论理解之后，我们应该能较为容易地区分开习惯与习俗这两个概念了：即习惯（usages）是指个人行事与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事态”中的一致性，或者说重复出现的个人活动的一种“单元事态”；而习俗（customs）则是指“连续存在的群体”的行动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单元事态”中的普遍性、同一性与延续性，或者按康芒斯的原话来说，习俗是许多“个人习惯中的相似点”。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分辨开个人的习惯与群体的习俗已是很困难的，那么，把习俗与惯例这两个概念分辨开来，更是一项困难的理论任务。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西方许多学者包括演进博弈论经济学家肖特（Andrew Schotter）、萨金（Robert Sugden）、杨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诺思（Douglass North ）均不认真区分习俗与惯例这两个概念。为什么这些个个学理分析入微的经济学家们不加区分习俗与惯例这两个概念呢？可能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习俗与惯例这两个词在英文中词意就非常相近，实可谓难分难解。按照《牛津英文字典》的解释，惯例（convention）本身就是一种 customary practice。从这一点来理解，习俗与惯例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涵指同一种社会实存。如果说二者有差别的话，也只是程度的差别，即两者在从个人的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制度化这一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本身内部的逻辑发展过程中的“硬化”程度上的差别。正是因为这一点，完全分辨开习俗与惯例，是非常困难的。就连尽力试图从理论上分辨开习俗与惯例的康芒斯也承认这一点。在《制序经济学》中，康芒斯说：“至于某些习俗，像商誉、同业行规、契约的标准形式、银行信用的使用、现代稳定货币的办法等等这一切都称为‘惯例’，（因此）好像习俗与惯例有一种区别似的。可是，除了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所允许的变化性的程度不同而外，并没有区别。”接着，康芒斯还举例道，在现代社会中使用银行支票的惯例，其强迫性不下于在欧洲中世纪佃农在封建领主土地上服役的习俗。比如，一个现代商人不能自由使用现金而不使用银行支票，这很像中世纪的佃农不能自由去跟盗侠罗宾汉入伙一样。康芒斯还指出，如果一个现代商人拒绝收付银行支票，他根本就不能继续营业。许多其它的同行业务惯例，也有同样的情况。如一个工人在他人都七点准时上班而他八点才到，就不能保住他的职业。[①] 因此，康芒斯归纳到：“像银行支票的使用那种‘惯例’和习俗具有同样的强迫性”（参 Commons，1934，中译本，上册，页284）。 除康芒斯外，韦伯也曾在其《经济与社会》这一巨著中承认完全分辨开习俗与惯例这两个概念是困难的。韦伯（参 Weber，1978，中译本，上册，页357）指出：“由单纯的习俗向惯例的过渡界限是极为模糊的。” 尽管如此，韦伯还是尽力区分开了习俗与惯例，并且从整体上来看，韦伯对习俗与惯例这两个概念所涵指的对象性的把握和理解，要比康芒斯更准确，更清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韦伯还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隐约地道出了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制度化（社会的法律化）这一社会制序内部自身演进的动态逻辑行程。[②] 概言之，习俗与惯例这两个概念的词义相近，并且二者所涵指的对象性近乎于同一种社会实存，以致于二者的词义阈界模糊，这是许多西方论者分辨不开这两个概念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正因为习俗与惯例两个概念的规定性难分难解，二者只是像康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