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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问题 ??2011年03月21日?10:51??杭州日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顺利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研究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办法，自去年5月起，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以“农民工的户籍与市民化问题”为主题，开展了首届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征集活动收到国内外参评作品387篇，其中论文376篇、专著11部。经过初评、通讯评审、专家集中评审，确定了50篇入围优秀研究成果，并在其中产生城市学西湖金奖作品1篇，城市学西湖银奖作品10篇。现将部分优秀成果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农民工城市融合，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有的专家认为，农民工权利平等的过程也就是逐步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主要包括身份融合、政治融合、职业融合、民生融合、心理意识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等六个方面；要实现这“六个融合”就必须保证农民工在身份权、政治权、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文化教育权、人格尊严权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因此，这是一场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流而不迁”、“循环流动”是当今农民工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迁徙的重要特征 　　不少专家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的迁徙流动基本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当前，返乡迁徙的逆向流动也日益显现。农民工流入城市，除了极少数落户扎根的以外，绝大多数仍处于非永久性迁移及城乡间循环流动的状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频繁流动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对于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享受方面的要求明显提高，他们在不同城市、同一城市不同单位之间不断更换工作，流动非常频繁，表明他们试图通过寻找更好工作实现向上流动的努力。但是流动频次和流动朝向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朝向是更好的工作，体现为垂直流动；流动次数较多以后，无论是流入地点、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出现了逆向选择或者向下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轨迹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发展轨迹，过于频繁的流动未必有利于其个人发展。 　　农民应走先“非农化”后“市民化”之路 　　一些专家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不是简单的户口转换或身份改变，还涉及就业、住房、社保和公共服务以及农村土地、住房制度等方面。城镇化并不是只要放开城镇户口，改变农民身份，就能把农民变成为居民。如果城镇没有产业的支柱，农民即使进了城，也还得狼狈出城。有学者认为，针对从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艰难变迁，应用“农民先非农化后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步转移理论”。 　　农民工的户籍与市民化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目标是：产业上的非农化、地域转移上的城市化、身份转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市民化等“四位一体”目标的统一。还有学者认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不能仅在户籍上做文章，而要统筹考虑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等各种相关问题。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不少专家建议，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应由中央制定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公民的、能满足公民最基本需要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由中央财政来承担这部分费用，并建立统一的、可以流动的个人账户；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区域条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国家性的事务，按照财权、事权对称的理论，也应该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性支付的方式来提供。在地方政府层面，有学者认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政府毫无疑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要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制定促进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配套政策和措施。还有专家特别指出，首先应为农民工设置一条底线——最低生活保障，亦即通过取消“低保”的户籍限制，实行属地管理，将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形式上，政府可提供公共服务型的劳动机会，让那些遭遇失业困扰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实现过渡性的就业， 以实现自力更生式的救助。 　　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各地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非但没有改变农民工因户口身份不同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