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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与罪感文化 罪感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 耻感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在《菊与刀》一书中提出“耻感文化”时并不是就整个东方文化群体而言的,它的针对对象是日本。 二、东西方的两种文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一）两者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劝人向善，主张构建道德社会 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人的良心社会。一旦人犯了错误不管不是感到有罪还是羞耻，都会使人摆脱目前的困境，改过自新，重新塑造良好形象。 （二）两者构建的社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羞耻感主要是由外部的力量强制执行的一种耻感，是由外向内的一个反应的过程，随着这种反应的中断，即使做错了事，耻感也会随之消失。 罪恶感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的一种感觉，它无需由外部力量的制约，排除了犯了错误而免受惩罚的可能行，而耻感文化则让人存在侥幸心理。 （三）两种文化的解脱方式不同 在罪感文化的国家里，人们的错误可以用向上帝忏悔的办法来加以解脱 “耻感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被动性。耻感文化下的人们毫无解脱途径而言，重要的是避免被别人嘲笑，就要在这种羞耻由外向内的反馈的过程中采取某种措施来使之中断。 这样就有产生了两个犯罪陷阱，一个是人们可以心存做错事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里去做错事，这样就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在人们已经犯了罪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罪行，而进一步的犯罪。 三、根源 不同的文化类型与他们不同的文化底蕴有很大的关系。耻感文化与东方的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罪感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紧密相联。 认为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因此,耻感思想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人们立身处世的原则。而这种耻感文化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它的最大特点是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所以形成了东方民族在意社会地位、社会评价及在意别人言行的一种行为习惯,也形成了东方人注重“面子”的文化心理。其实“面子”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脸面问题,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文化的耻感取向共同作用的综合体。 李泽厚对“仁”与“礼”是这样定位的，他认为“作为外在政治社会体制的‘礼’，只能规范、管辖人的行为。……作为内在心性修养和人性境界的‘仁’，涉及的是人性情感的培育和塑造，它是一种个体追求的宗教性的道德。前者具有强制的力量，后者纯系个体自愿地选择。”即便两者有着不同，但两者都会使人产生耻感 西方罪感文化的产生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来源从根本上说是基督教之“原罪说”。“人是生而有罪的”。西方人不会很在意别人及社会对自身的评价,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笃信的是唯一的上帝——耶稣。在西方人心目中,上帝是不可受到丝毫亵渎与侵犯的,爱上帝要胜于爱自己的父母、胜于爱自己,上帝是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所以西方人的在做错事时经常是内心深处的忏悔,这种行为无需向众人展示或解释。但是在受到污蔑时,他们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清白”。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不同是源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也反映了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 四、对我国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伴随着巨大的生产力的产生，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利益中心”原则被极端功利主义的曲解甚至泛化的现象。随之产生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滑坡，构建一种与现在社会相匹配的德育体系，及如何构建这种体系成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中之重。 对于“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我们既要宽容的对待，又要加以批判的继承，耻感文化根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仁”与“礼”的统一，是外在的体制与内在品质的统一，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因此，我们一方面在重视耻感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内在品质的教育，真正的做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罪感文化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也有积极的作用，处在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人们，人们的错误行为必然的转化为内心的罪恶感，必然的受到惩罚。这样就避免了耻感文化中的罪行没被人发现的现象，避免了人们对自己的罪行还心存幻想的可能，在这一点罪感文化对降低人们的犯罪尝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日本罪感文化的特别性 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