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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今译问题 古文今译问题 　　林焘讲 　　近几年来，古文今译颇为盛行，这确实是提高阅读古文能力的一种很有效的办法。把一篇古文译成现代汉语，就不能不逐字逐句地推敲，避免了读古文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毛病，尤其是对一些初学古文的人（例如中学生），与其让他们去死记古汉语中某个虚词有多少种用法，不如选一些浅近的古文，让他们塌塌实实做一些古文今译的练习，从实例中去体会古今语言的变化。因此，如何提高古文今译的水平，也是目前语文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今天愿意和同志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谈古文今译，首先必须明确一个问题：由于时代的差异，任何高明的译者都不可能让译文在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都和原文一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运用语言的特点和风格，古代写文言文，现代写语体文，其间的差别不只表现在某些词义或句式的变化上，如果只是这样一点点差别，那就只要变换一些词和句式，就可以和原文完全一致了。实际自然并非如此，古人的社会背景、道德观念、思想方法和与情感表达等等方面都和今天有很大的距离，这些都必然要反映到语言的运用和表达的方法上，其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很难用现代的语言译过来的。旧社会子女给父母写信，有一些文言套语，开头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是“儿某叩禀”，这些套语反映出当时的伦理关系，就无法用现代汉语译出来，如果硬译，必然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文章本是表达思想的，任何一篇古文都必然渗透着当时人的思想感情，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词句可以译成现代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背景可没有办法也变成现代的。何况，只就古文来说，汉魏的风格不同于唐宋，唐宋的风格不同于明清，把它们都译成现代汉语，这种时代的语言风格差异就无法表现出来。甚至同一时代的古人，例如韩愈和柳宗元，个人语言风格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译成现代汉语，这种个人差别也是很难重现的。 　　正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古文今译以后，有时就会让人感到没有原文流畅自然，浑厚有力。如果因此认为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和艺术感染力反而不如古代汉语，就是极不正确的了。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语言特点和风格，是无法强求一律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1）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离骚》） 　　〔译文〕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太岁在寅的那一年正月，庚寅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这是屈原《离骚》开头的四句，郭沫若的译文相当忠实于原作，不但象原作一样要求各句的字数对等，连韵脚的位置也和原作相同（原文“庸”和“降”在上古是押韵的，译文也在同样的们置让“亲”和“辰”押韵）。但是我们读起来总感觉不如原文浑厚朴实，铿锵有力，这并不是现代汉语不如古代，而是语言的时代差异的影响。例如，原文隔句用“兮”，是楚辞一大特色，就很难用现化汉语译出来。如果译成语气词“啊”，不但韵味全失，而且显得轻浮造作。译文索性不译，显然是经过考虑的。又如第三句“摄提贞于孟陬兮”，包含着一些典故，很不好懂。“摄提”即“摄提格”，上古称甲子逢寅的年为“摄提格”。“贞”是“正，当”的意思。“孟陬”是正月的别名，夏历的正月是寅月。全句的意思是“寅年又正在寅月”。下句“惟庚寅吾以降”明说自己是庚寅日出生的。两句连起来，是说屈原是在寅年寅月寅日出生的，生辰八字特殊。郭沫若的译文就是在这么复杂的考证背景下译出的，和原文差别很大。也许在屈原的时代，“摄提格”指寅年，“孟陬”提寅月，是普通常识，一看就明白；也许屈原故意用两个当时也不常用的年月别名把自己的生辰特点隐藏在里面；这些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翻译时自然无法完全符合原意。郭沫若的译文虽然经过了反复推敲，但仍然没有把“正月”是“寅月”这个特点表达出来。总之，由于时代的差异，遇到这种情况，译文就只能变通一下（如果把第三句直译成“摄提格正在孟陬月，庚寅那天我降生”，是没有人能懂的），既然需要变通，有时就不免和原文的语言特点有比较大的出入，这是没办法的事。有了以上的理解，就不会对译文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一篇古文，也没有做过古今语言对比的研究，按说是没有资格谈这方面问题的，只是这几年古文今译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由于专业的兴趣偶而翻阅过几篇，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于是不揣浅陋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可以分以下三个问题： （一）准确理解 准确表达 　　进行古文今译，起码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必须对原文有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必须能用合乎规范的现代汉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果连原文的意思都理解错了，自然就谈不到用现代汉语准确地表达了。这道理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下面举两个例子： 　　（2）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译文〕看到它生就不忍看到它死，听见它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