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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域”到“旧疆”： 宋元以降黔西北的土司制度、区域开发与文化认同 导 言 一、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 近年来，随着Fredric Barth、Benedict Anderson等关于族群、民族的理论引入中国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从血统、语言、文化等“客观”标准分析中华民族（或中国国族）形成的局限，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一个自在的国族实体，人们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后，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了政治需要，通过对黄帝、郑成功、文天祥等一系列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予以重新诠释，建构了一部前所未有的“民族历史”，为四万万人民建构了同源同祖的集体记忆，并将本来表达“忠节”等意涵的英雄诠释为寄托“民族魂”的英雄，从而也就建构起了中国的国族。 这一类见解振聋发聩，堪称洞见，但在某种程度上犹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这些研究未能回答：如果说中国国族真是一种近代建构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建构出一个横跨近千万平方公里、覆盖数亿人口的国族共同体？为什么梁启超等人能够振臂一呼，应者闻风景从，在十数年间便成功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联系到二战后在非洲等地区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内部族群之间未能和平共处，以致内战持续不断的例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依笔者浅见，国族建构论的缺失可能在于对传统的过度割裂。近来已有学者在赞同中国国族与民族经由近代想像而形成观点的同时，指出必须要注意“创造”与“想像”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和资源分享、竞争背景。本书则强调，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像的。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麦克法夸尔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曾以多少带点困惑的口吻触及到中国的这一特质：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即14卷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 传统中国社会高度整合的情形及其内在机制，是国际汉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为此殚精竭虑，正如耶鲁大学萧凤霞（Hellen Siu）教授所云： 一个最能激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的课题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实体，不论在帝国时期还是现在，有那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又经过那么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 以往的研究中，许多人类学家借用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架构，“找到了他们研究的焦点”,以此架构分析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政治和文化都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的内在机制。这种二分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小传统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为了更好解释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与差异性，1965年，华德英（Barbara E. Ward）提出了动态的、多重迭合的“认知模型”（Conscious Model）。按她的描述，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里都有三类“认知模型”，一是“自制模型（homemade model）’s model)”，即针对其它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显然，因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自制模型”是千差万别的，并且对其它社群的构想与当事人的自我认知之间也往往存在差异。但这些变异并不妨碍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以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为中国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这是对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由于科举制度，中国的文人长期研习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社会思想，很自然形成了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相同认知，凭借政治等方面的强势，文人的模型对其它模型有着规范作用，它提供了评估何谓中国方式的标准，该模型所强调的内容，各个“自制模型”均较为遵守，而它所不涉及的方面，各“自制模型”均有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发挥的自由。华德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延续性以及变异性的解释，不仅超越了大、小传统的二分法，也超越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功能论架构。差不多同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参照中心地学说，发展出市场等级以及区域划分的模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的整合问题提出解释。 那么，大一统中国的制度、文化与礼仪是怎样在具体的时空领域推行开来的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国祈发表《清季台湾的政治及近代化——开山抚番与建省（1875—1894）》和《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两篇论文，提出并阐述了“内地化”理论。认为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番民的汉化、宗族的发展、神祗信仰的统一、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居民融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