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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若干建议 　　立法后评估工作早在十年前就有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此后，全国各级各地纷纷开展了探索实践。作为一项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制度，其实施效果与设计目标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本文就评估程序启动、评估对象选择、评估方法革新、评估成果运用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进一步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有所裨益 一、评估程序的触发――主动启动与被动启动 评估程序的启动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由立法机关发起，这是一种自上而下主动发起评估的形式，目的是了解法律法规的实施状况，以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进立法工作。人大基于自己立法机关的地位主动发起进行评估，无论从其职能考虑，或是立法科学化民主化和提升立法质量考虑，均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实践中的评估活动大多属于这种主动启动的情况，在此不加以赘述 考虑到制度完整性，与主动启动相对应的，应当具有被动启动形式。一部有瑕疵的法出台后，最具直观感受的群体往往是适用法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公民。若此时等到立法机关自己发现再来启动评估，很可能早已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这种情况下，对法律法规的正义属性要求已经超越对其稳定性的要求而占据了首要位置[1]。基于被动形式的应急评估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此。应急评估的发动主体可设定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法的适用方，在合法性、针对性、可操作性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率高不高，是否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或与同位法不一致的情形是深谙于心的。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执法主体，对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条文规定是否明确合理，执法成本是否高昂，工作效率提升还是降低等方面，具有最直观的感受。一旦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因为法的规定不合理，严重阻碍工作进度，甚至对人民群众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应当而且必须发起应急评估，从而摆脱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尴尬境地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多是最迫切且最易受损的。“某部法律法规实施后是否起到了立法本意所强调的调节作用，是否保障他们的权益，抑或是对他们更加不利，都是这个群体极为关心的问题”[2]，他们对法的实效性感受最为深刻，因此赋予他们提起评估的权利也是适当的。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眼前：相比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似乎难以找到合理的渠道去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意见。笔者认为，这部分群体的立法评估提起权需要借助某个机构，由这个机构作为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立法的意见与建议的窗口，由该机构来接受整合群体意见，最终提请立法机关启动评估程序。这个机构最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易被其他群体控制，且能较为中立地吸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各种建议。笔者认为，由立法机关来扮演这样一个中介角色更为适当。考虑到实际上发起和主导评估的仍然是立法主体，这部分工作可由立法机关的某个下设工作机构来进行处理，这样立法机关可以获得更为真实的第一手资讯，这对后续评估活动展开的资料收集方面大有裨益。再者，由于接受意见和发起评估的均是立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启动立法后评估活动也具有督促意义 有人会质疑，如果最终都是由立法机关发起评估，那么立法评估提起权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这样做仍旧是有意义的，将发起权利赋予这部分基数最大的群体，使他们提起紧急评估有法可依，特别是发表自己对法实施的意见具有正当性。在实际操作中，也促使评估实施者更为重视他们的意见 二、评估对象的选择――以需求为导向的新思路 评估对象的选择，也即评估范围的界定，解决的是评什么的问题。实践中，评一部完整的法的典型案例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立法后评估、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宁波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的立法后评估等；评一部法的几个条款的典型案例包括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对《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若干制度性条款进行评估，评估范围限定在该条例的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评某一类法规的典型案例包括江苏省无锡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大法制专业组代表对《无锡市房屋登记条例》《无锡市土地登记条例》进行立法后评估等 虽然上述评估对象范围选择不一，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立法后评估倾向于整体性评估。以立法评估走在前列的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建筑保护条例》评估工作这一项，耗费八九个月才做完。期间座谈会开了20多场，问卷选择了883个样本，还不包括实地调研等工作。这种一揽子评估方式的科学性确实有待考证，人力、财力不足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法的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哪个地区均面临着法的稳定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动性的矛盾问题，我们也必须承认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整体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