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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斗士 ——论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的思想与创作 一 1974年，赵健秀（Frank Chin, 1940— ）等人发表了《唉咿》，代表多年来遭到歧视、深受压抑的亚裔美国人发出了一声呐喊。《唉咿》的序言成了赵健秀等人文化民族主义的宣言。但是这篇序言也流露出了少数民族作家或边缘作家的尴尬境地。他们认为亚裔美国文学既不隶属于白人美国文学，也不隶属于亚洲文化传统。一方面，《唉咿》认为许多亚裔美国作家跟他们特殊的民族性有各种文化渊源，但是身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们势必能反映出这些族裔散居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美国的特性是以白人的身份和文化联系起来的，因此亚裔美国文学作为边缘文化，几乎处在灭绝的地步，因此他们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文本上来挖掘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发现亚裔美国人的“想象的共同体”（1）。 《唉咿》强调的是亚裔美国文学的“共同体”和“自主性”。他们认为由于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少数民族作家的功能及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都与白人有显著不同。因此他们要求给少数民族以应有的地位。 跟黑人文学一样，赵健秀等人强调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几个关键点：要求得到民族文化特性和自主决定性的权利；要突出文学艺术在形成和表现共同体感觉中的重要性；挖掘遭到压抑的历史，重建文化传统；在民族政治话语中，要以男子中心为隐含的主题。这种以文学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民族情感，引发人们运用民族的比喻，通过文学传统来表现特定的民族。 从后殖民的理论来看，赵健秀等人的宣言反映出作者是想批评大众文化和文学作品中历史上所体现出的“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想重新建构遭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压抑的亚裔美国文学传统。这同十九世纪开始美国侵略中国有关。美国式的东方话语和亚裔美国文学传统在一个控制与反抗的模式中共存，但是用巴赫金的话来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话，人们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一种独白体的话语，只认自己及其物体，不认别人的声音。这种话语的目标“是它的所指物体，从而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构建了最终的语义权威”（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唉咿》先于《东方主义》揭露出这种刻板印象，探索了东方主义所提出的多重文化效果。赵健秀等人关心的是这些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并且如何得到亚裔美国人自身认可，在文学实践中得以体现的。 与他们批评有关的一个焦点就是“双重个性”观。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双重个性”表现了亚裔美国人是如何将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歧视的刻板印象做“内心投射”，看作行为和身份的规范形式（3）。尽管这一概念无法覆盖影响亚裔美国人的各个方面，但它至少使编者能够从各种历史背景下创作出的作品中分析一下这些作品是如何将美国的东方主义。双重个性观将美国的主体化排列成两个个性差异，互不相容的种族自我，一个是亚裔，一个是美国白人（4）。两者形成了一系列对成的特点：美国人的特点是个性主义、创造力和过分自信，而亚裔则是顺从、模仿和消极。这种“双重个性”反映了亚裔美国人的困境。“在受到鼓舞之后，我们相信作为华裔美国人或日裔美国人，我们没有文化整体性，我们不是亚洲人（或中国人或日本人）就是美国人（白人），或者两者兼是。这种非此非彼和同样愚蠢的双重个性观一直萦绕在我们耳旁。而我们同时遭到亚洲和白人美国拒绝这一事实，又证明我们既非此，也非彼，也不是各自一半，或这一半大于另一半。无论是亚洲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都无法给我们下定义。即使下了，也十分肤浅。然而，美国文化却这么做了，他们有权否认我们作为独特的美国少数民族的合法地位，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延缓了人们对我们的感情进行开发和表现的自我蔑视，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对华裔和日裔美国的集体拒绝”（5）。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华裔本身的东方主义。由于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跻身不了主流文化，于是许多人边寻求同化手段来吸收美国的文化，他们用白人的眼光，将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投诸到中国和华裔移民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自己同他们认为是真正他类的中国和华裔移民区别开来，给人一种印象是他们可以和主流美国文化等同。因此，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话语中有很多对中国，对到美国的移民，甚至是美国出生的华人进行东方主义式的描述（6）。这种与自己的种族进行分离的做法道出了隐含在内心深处的自我憎恨。二是华裔美国人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地位，也就是霍米·芭芭所说的非此非彼的居中性（interstitial space）。为此，赵健秀认为华裔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华裔美国文化的表现就是唐人街文化。但是在《唉咿》发表十一年之后，赵等人又发表了《大唉咿》。在这本厚厚的亚裔作家选集中，赵写了一篇长达九十二页的序——“真假亚裔作家全都来吧”，发表了与《唉咿》相左的观点。在这篇序中，赵认为华裔文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唐人街，而应该吸取真正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