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不是通才课16.docVIP

? 安希孟先生在《从私塾与学校谈起》（《世纪中国》网站，2005.12）一文中引用了美国人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大陆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不如印度。中国大陆今年有330万大学毕业生，是美国的2.4倍，但能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只有1成（33万），比印度大学毕业生的2.5成低了一大截。”接着安先生号召：“我们应当急起直追，学好英语，而不要听信骗子们的花言巧语。”虽然我是在大学里以教英语应工换窝头吃的主儿，但好像是无意之中成了安先生所批评的“骗子”，因为我很不赞成我国的英语教育的搞法。然而我还是想傻呵呵地问安先生一个问题：我们每年培养的这33万在美国人看来英语水平达到了“能在外国企业工作”要求的中国大陆大学毕业生，在华的外国企业能聘用其中三分之一吗？假如外企连占十分之一的三万人都不能吸纳，另外那30多万人只能降级求职，只能去干那些用不着较高英语水平的工作，那么国家和个人在英语教育上所付出的巨大教育资源投入，又找谁去兑现？　　安希孟先生一贯号召大家学好英语：“好好学英语吧，孩儿们。”看来他认为英语课程属于通才教育，算不上英才教育。在2005年他发表在某杂志上的文章中有如下的文字：“说不定我们今天学英语的千千万万学子中，有朝一日会有一人当老板、当老总、用外文——不必说谁当学外文，谁不应当学外文。” （见《杂文》2005年第一期 《独处与外语学习》） ? ????安先生想必是忘记了：当某种机会仅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时候，国民教育不可以规定“千千万万”学那特殊技能。安先生若把英语学习视为个人行为，意在鼓励个人多学点英语，家庭多付出点，则无可非议，正如钢琴家罕有但不妨鼓励有条件的家庭让孩子学弹钢琴一样。可是涉及到通才教育还是英才教育，我们说的则是国民教育制度。英语带来的机会固然不至少到千千万万分之一，但哪怕英语带来的机会是十分之一，让九个人陪着一个人浪费那么大的精力，不仅对这九个人不公平，更是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　　教育资源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阐释。但其最基本的部分是受教育者投入的时间。我国各类在校学生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对如此众多学生和社会财富投入，包括国家投入和学生家庭投入，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学生所学是否日后真有用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学生所学100%用于各自后来的事业，那么该国的教育资源100%实现了价值；反之，如果学生所学100%无所应用，那么教育资源则100%被浪费。尽管没有哪个国家处在这两个极端上，但各国都会对教育资源是否使用合理不断加以评估。由于学外语的第一个应用台阶相当高，故外语教育占用的教育资源极为庞大；又由于只有少数人最终使用外语，世界各国都注意节约全社会的教育资源，把外语教育的重点放在较高层次的小范围里，只舍得花大力量培养外语专门人材。像日本和韩国，早就进了WTO，比我们更早迈向经济全球化，更早地懂得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而且比我们更有钱，可是他们不搞英语大普及。我们还注意到，世界各国一方面在外语教育的资源配置和资金投入上都适当地滞后于各自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做为国家投入的补充，各国都鼓励不同的社会实体根据自身需要，培养、提高从业人员外语能力。不信请去问一问在华的大型外国企业，它们无例外地都有培训自己员工的基金。相比之下，中国却把学习外语错误地列为通才教育，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惊人浪费。建国初搞的是俄语大普及，现而今是英语大普及。本来英语课程应设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十三年，包括高中三年和大学十年，但我们却从小学起就广开英语课。每年有两千多万同龄儿童入小学，其中不到五百万上大学，最终也至多只有三、五十万各类毕业生用得上英语，仅占同龄人的1%到2%。　　接下来我们便遇到了一个时髦话题：国民的双语化。双语化或多语化乃是全人类各个民族的共同道路，而中国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单语大国，我们当然要重视双语化的问题。但近年来一些学校或幼儿园打着“双语化”、“双语教学”的招牌，成倍提高学费；同时社会上有各种以不同年龄的学生为对象的英语培训机构，昧着良心赚家长们望子成龙钱。这样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告诉人们双语化究竟是怎么个过程。　　不应否认，少量学校（特别是非公有制学校）可以搞点双语教育，但绝大多数学校既无双语教育的可能，也没有必要。核心的概念是，双语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有多少人能实际应用外语，而不是指有多少人学过外语。靠增加外语教育强度不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双语化的客观速度，其速度不因外语消耗大量教育资源而加快，也不因教育对外语的低投入而减慢。在前者状态下，大批人不同程度地学了些外语而无所应用或达不到可应用水平，逐渐忘记，成了实际上的非外语人口，白白消耗教育资源和公私财力，对双语化无补；在后者状态下，社会其他实体会发挥作用来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双语化速度并不会减慢。一百年后中国双语化程度如何？乐观的估计，大约比现在多几百万真正懂一门外语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