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6-40）.docVIP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6-40）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36项证据（或理由） 　　1978年，河南汝州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夹砂红陶缸，器表绘有一只白鹳衔着一尾鲢鱼，旁边竖立一柄石斧，斧柄上画有一个”×”形符号，此即考古界所称”鹳鱼石斧图”。阎村这种陶缸常被作为瓮棺葬的葬具，严文明先生认为画有”鹳鱼石斧图”的陶缸应是某个部落酋长的瓮棺。他对”鹳鱼石斧图”作了如此解释：“在酋长的瓮棺上画一只白鹳衔一尾鱼，决不单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着给酋长在天国玩赏。依我们看，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也是所属部落联盟中许多有相同名号的兄弟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他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了一个最大最好的陶缸，并且打破不在瓮棺上作画的惯例，用画笔把他的业绩记录在上面。当时的画师极尽渲染之能事，把画幅设计得尽可能地大，选用了最强的对比颜色。他把白鹳画得雄壮有力，气势高昂，用来歌颂本族人民的胜利；他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用来形容敌方的惨败。为了强调这场战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加强描绘了最能代表其身份和权威的大石斧，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具有 历史 意义的图画”（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严先生这种解释颇有望文生义之嫌。不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整个仰韶文化这个大环境和背景中去看，严先生这种理解却可能很接近“鹳鱼石斧图”的本义。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二者基本上互不交叉。在仰韶文化前期偏晚阶段，少数器物将鱼纹、鸟纹绘在一起，如陕西武功游凤、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二期出土的彩陶中，曾发现几幅绘有鱼、鸟纹的图案。武功游凤出土的细颈瓶，上面画着一条大鱼，张开大口将一只小鸟吞入腹中，颇不合情理；宝鸡北首岭中期有一件红陶细颈瓶（M52：1），上面画一只水鸟啄住一条鱼鳅的尾巴，鱼鳅形体较大，二者似乎势均力敌，只是水鸟表现为主动，鱼鳅表现为一种被动的模样；姜寨二期M76出土的葫芦瓶上，”器耳之间的正反两面均绘一幅圆形二等分的鱼鸟共存图。其中左半部都是一对合体鱼纹，右半部则是一个鸟头” ；姜寨二期H467：1葫芦瓶上，两个器耳的上下部位绘有写实性和抽象性的鱼纹，器身之间正反两面皆绘鸟纹、人面鸟纹，鸟纹在下，人面鸟纹在上。赵春青先生对这四幅鱼鸟图作了 研究 ，他认为前”两幅均绘在细颈瓶上，突出的主题是鱼鸟相战。后两幅均绘在葫芦瓶上，突出的主题是鱼鸟相融，极为形象地注解了远古 时代 鱼鸟相战相和的复杂关系”。由于”仰韶文化时期，鱼纹主要流行于半坡类型，以关中地区最为常见。鸟纹主要流行于庙底沟类型，以豫西地区最为常见。因此，这几幅不同寻常的鱼鸟彩陶实际上还隐含着仰韶文化当中以鱼为图腾和以鸟为图腾的两支 社会 集团之间的多变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赵春青进一步对这几件鱼鸟彩陶图的年代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武功所出细颈瓶的年代当为史家类型早期，北首岭所出细颈瓶约为史家类型早期偏晚阶段，姜寨所出两件葫芦瓶当为史家类型晚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赵先生最后 总结 说：“在史家类型早期，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当中的’鱼’（原文误为’鸟’--王先胜注）集团与豫西地区仰韶中的鸟（原文误为鱼--王注）集团东西对峙，双方相互交战，但一时间又难分高下。为了鼓舞士气，双方的画师都把自我形象渲染得勇猛强大，而把对手描绘得渺小可怜。如武功游凤所出彩陶图，绘者置客观性、可能性于不顾，竟画出鱼吞鸟这一有悖常理的画面……与此相反，出土于豫西地区的鹳鱼石斧图，画师’把白鹳画得雄壮有力，气势高昂，用来歌颂本族人民的胜利，他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用来形容对方的惨败’。这两幅彩陶图两相对照，可见豫西地区所出彩陶图竭力张扬鸟强鱼弱的主题”、”到了史家类型早期偏晚阶段，或许’鸟’集团已在交战中占了上风，它已深入’鱼’集团腹地并发起进攻，由于’鱼’集团此时实力尚存，完全有力量抵御入侵者，北首岭所出鱼鸟彩陶图才描绘成鱼鸟相战、难分伯仲的画面”、”姜寨所出葫芦瓶上的两幅彩陶图，年代当为史家类型晚期的最末段，与鸟啄鱼尾图之间存在百年左右的差距。此时’鸟’集团或已占领了’鱼’集团的地盘，并与之融为一体。于是不仅着画的器物已换成葫芦瓶，更重要的是画面 内容 发生了质的变化。鱼与鸟不再是互相攻打的宿敌，而是密不可分的一家人了。看来，最迟至史家类型晚期末段开始，仰韶文化中“鱼”集团和“鸟”集团已融合为一体”（赵春青《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