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马”考.docVIP

“诈马”考 诈马宴又叫质孙（只孙）宴，是蒙元时期最为重要的宫廷宴享大会，其 内容 有宴饮、歌舞、各种杂技、竞技与游戏等，是一个大型的狂欢盛会。对于诈马宴的活动内容，学术界并无多大争议，但关于“诈马”一词的解释，却有着诸多分歧。元明清人的一些 文献 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解为赛马。20世纪80年代，分别有韩儒林、纳古单夫撰文，指出“诈马”一词不来自汉语，且与马没有任何关系。笔者在校点《全元文》郑泳的文章时，见有《诈马赋》一文。赋文全面铺排了诈马宴的各项程序和盛大场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赋基本上可以解决”诈马”一词解释上的歧义。仅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诈马宴之“诈马”究竟是指什么？分歧意见大致可分为“马说”和“非马说”两种，也可以称之为“汉语说”和“非汉语说”。“非马说”的代表是韩儒林先生，他的《元代诈马宴新探》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文否定明初以来谈“诈马”者多将马牵扯进来的说法，认为“诈马”一词用汉语无法解释，而只应是一个外来语。他以“诈马宴”又叫“质孙宴”，而质孙服衣料均由使用波斯语的回回自西域贩运而来为依据，提出“诈马”一词来源于波斯语“jāmah”，指衣服、外衣。也就是说，“诈马”与“质孙”都指衣服——一指衣服的华丽，一指衣服的颜色。（注：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简称《新探》），《 历史 研究 》1981年第1期，收入氏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 教育 出版社，2000年，第285—291页。） 1989年，纳古单夫先生发表《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认为“诈马”是蒙古语，音juma，是名词，指“把牛羊等牲畜宰杀后，用热水煺掉全毛去掉内脏的整畜，称之为诈马”；当用于庆典、祭祀、婚礼时加工烤制或煮制上席并举行隆重宴席，即汉语的“诈马宴”。（注：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简称《新释》），《内蒙古 社会 科学 》1989年第4期。） 这两篇文章论证的基点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都否定“诈马”一词与马有任何关系；二是都认为“诈马”一词不是汉语，而是一个外来语。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非马说”或“非汉语说”。 被《新探》一文所否定的“马说”，主要来自明清人的著述。如明初人王祎《上京大宴诗序》云：“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济逊者，译言其服色之其一也。”（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云：“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 清乾隆皇帝则认为“诈马”或指赛马，或指掌马食之人。日人箭内亘接过乾隆的说法，认为“诈马”应该就是乾隆《诈马》诗序中所描述的“蒙古旧俗”——赛马，并将诈马宴与质孙宴分开，认为“只孙宴只是泛指穿着只孙服参加的宴会，而诈马宴则是专指在上都举行的、有宿卫大臣与近侍表演赛马仪式的宴会”。（注：转引自《新探》一文。） 上述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诈马”与马有联系，故笔者将其称之为“马说”；又因他们均未明言“诈马”不是汉语，笔者且将其归为“汉语说”。 总之，“马说”是以马来解释“诈马”，“非马说”则以否定马来立论，并认为它是一个外来语。 那么，“诈马宴”究竟是“离不开那个马字”，还是与马毫无关系？究竟是汉语，还是一个外来语？在解答这个 问题 之前，且以《新探》一文为例，先来看看“非马说”对“马说”是如何否定的，其说法是否有道理。 对于王祎、叶子奇的说法，《新探》评断说：“二人都没有亲见诈马宴，只是根据他人的记述，望文生义地作解释，把马牵扯进去了。”对于乾隆，则不仅指责他“前后矛盾”，且批评他“指只孙为马之毛色”是“荒唐”的；认为箭内亘一文，虽然“对只孙宴作了正确的解释，但当讨论到诈马宴时，却也被马字以及乾隆皇帝的说法迷惑住了”。《新探》一文对此所下断语是：对诈马宴之“诈马”一词的解释，凡是与“马”字联系起来就是错误的，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并无任何赛马或饮宴之类的意思，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因此作者以质孙服为线索，在元代通行的第三种语言——波斯语中找到了根据，即波斯语jāmah，其语义为“外衣”、“衣服”，故下结论说：“诈马一词应来源于波斯语jāmah——衣。”“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颜色）和诈马（衣服）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 《新探》作者是元史大家，且通晓多种文字，以其他民族语言来解释元代事物，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笔者还是有如下疑惑。 蒙古族是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