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下的双刃剑.docVIP

“语言学转向”下的双刃剑 语言学转向下的双刃剑 　　约翰多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他善用巧智、奇喻，是现代派的榜样。中国多恩研究大多以多恩之奇谲语言为载体，在西方哲学之语言学转向下如鱼得水，如火如荼。从多恩研究的发韧期、发展期以及回归文学转型期都呈现出多恩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广。 　　一、多恩研究发轫期 　　1.应语言学转向而生 五四运动后，西学东渐，在这样的良好文化背景下，约翰多恩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当时中国人民正在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拥有强烈的言语愿望来召唤新的革命风暴，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达长久压抑在心里的寻求新时代生机的梦想。因此，位于时代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呼一种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粹相结合的新的文学革命形式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秉持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只要与世界接轨才能让中国立于民族之林，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与世界接轨的首要任务就是语言的相通性。对语言的革命既符合了与世界联系的要求，也为新的文学形式提供了一种可能。 　　语言的泛性、隐喻等特征为语言的丰富多彩和多向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中国语言的字、形、义为西方的结构和解构理论找到了一个理论实践的领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的相通性在互为新奇的看视中得到认识和认同。 　　随着对语言本身的关注，从对纯美语言的追求逐渐转向一种知性的思考，这一点体现为将人生的体验输入语言本身，让语言本身成为言语的主体，可以自主思维，拥有自身情感。这种语言的转向既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能张扬进步思想而转向下意识阶段的状态，也契合了中国人民普遍想找回辉煌的历史而进行自我的重新定位的心态。 　　同时，国际文坛也正处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大浪淘沙中，语言的重要性在索绪尔等大师的推崇下得以前所未有的凸显，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人们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根基，通过对语言的重新观察、对身体的重新审视来实现对人的关怀。 　　在这种大背景下，被艾略特所推崇的多恩逐渐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关注。随着中国对西方的关注的增强，交往愈来愈频繁，多恩也逐渐为一些中国的大师级人物所捕捉并看好。多恩的作品呈现感性与知性的高度对抗性融合，语言和思想的奇特交锋，正是契合了当时中国人们谋求发展时的内心的沸腾和对新的知识形态的渴望。当中国人们捕捉到这类新的元素时，是何等的欣喜，这也正是多恩能为国人所欣然接受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条件。多恩语言的智性为语言的多元化与多向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此，多恩很快被中国诗人所接受，并从此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多恩热。 　　二、中国新诗人对约翰多恩的接受 　　1.新月派诗人的关注 五四运动后，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12年，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梁实秋、朱湘是该文学社的主要成员。1926年，闻一多同当时北京新月社的领导人物徐志摩一同创办了《晨报诗镌》，引领了中国诗歌运动的新潮流，后人称这些领军人物为新月派诗人。1932年在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施蛰存于5月间创办文艺刊物《现代》，它与1934年新月派诗人代表人物卞之琳在北平编的《水星》文艺杂志遥相呼应。1936年戴望舒主编《新诗》杂志，邀请了卞之琳、冯至、梁宗岱等人参与。与这些杂志同期的还有《现代诗风》、《星火》、《今代文艺》等刊物。由于这些杂志创办者和撰稿者大都是具有留学背景、精通西文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诗歌借鉴了他们所喜爱的西方作家的作品风格，从某种程度上都融入了现代诗歌的特色，兼有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之美，有朦胧的美或有繁复的意象和奇特的联络或为纯粹的诗，抑或拥有浊世的哀音，青春的病态等特征。而此时中国新诗人所推崇的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正是艾略特所推崇的诗歌传统，即多恩诗歌传统。此种传统的内质就是一种对当时文学传统的反叛和超越，追求感性与理性高度融合的诗学途径。 　　新月派诗人梁实秋先生尤为关注英国玄学诗人，对玄学派代表诗人多恩的诗歌、散文及布道文等作品进行了介绍，并亲自翻译了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这些评论和翻译都记录在《梁实秋文集》中，为人们深层次认识和了解多恩及其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另外，新月派诗人朱湘先生也对多恩的诗歌进行了翻译。这些翻译清晰而准确地把多恩呈现在作者面前，那是一个能质疑上帝存在的多恩，那是一个勇于追求自由的多恩。 　　2.九叶派诗人的关注 九叶诗人，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诗流派，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其中，卞之琳先生选择了多恩的两首诗歌进行了翻译和评注。虽然没有对多恩诗歌作大量的介绍，但他选择翻译的这两首诗歌成了人们品味多恩特色的最好的标杆。这两首诗歌分别是多恩的早期作品《歌》和多恩的力作《别离辞：节哀》。后者是同梁实秋先生介绍的《跳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