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doc

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 　　摘要：在 中国 古代 社会 里。“家天下”政体与封建君主专制 政治 的演变大体上同步的。在这种政体的长期 影响 下，人们的心态也发生畸变，突出地表现为三方面：天下乃一人的天下，臣民对其主子诚惶诫恐的绝对服从；君主被神化，受到国人虔诚的顶礼膜拜；天威难测，臣道趋卑而成奴才。 　　关键词：古代中国；“家天下”；心态畸变 　　 　　“家天下”政治体制，源远流长，它起步于战国，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秦帝国建立时，已经初算大备。也就是说，它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萌发、确立同步的。从此一直沿袭不变，与封建社会同始终。中国人民在家天下的政体下生活了二千多年，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心态在不知不觉中有所畸变，认为是理所当然。 　　 　　(一)天下乃一人的天下 　　 　　封建帝王以天下为一人的私产，秦始皇说得最明白：“朕为始皇帝，后世以世计，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朝继起，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已经在君臣内心的深处生了根，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史记·高祖纪》里载有两件史实，一是汉高祖东击韩王信回到长安，见萧何营作的未央宫豪华过度，怒而责备萧何，萧何辩解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换来的是“高祖大悦”；二是天下初定，汉高祖得意之余，对他的父亲太公说：“始大人曾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之所就，孰与仲多?”都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个人的私产。 　　天下既是天子一人所私有，当然再也不可能有禅让之说。汉宣帝时宦官用事，司隶校尉盖宽饶在奏章中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对官天下传贤的肯定，又是治国不得其人的要下台征是不避嫌疑的忠谏。然而宣帝目为怨谤，朝议定盖宽饶“意欲求禅，大逆不道”，盖宽饶只得“引佩刀自刭北阙下。”(《汉书·盖宽饶传》) 　　国就是帝王的家产，已成为时人的共识。原隋太原留守李渊在次子李世民怂恿起兵反隋时，对李世民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晚至明太祖登帝位后，曾“募有与己禄命者，得江阴X。君至，将杀之。既见，一野叟耳。问何以为生?曰：惟养蜂十三笼，取其蜜以自给。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谢肇淛《五杂俎》卷6)将老百姓比作蜜蜂，十三行省是他的蜂笼，布政使成了他家的养蜂人。由此可见，旧社会把地方官称为牧民官，也就是把老百姓当作皇上的牛羊，供他一人的驱使、享用，是他的财产。天下乃一人的天下，此观念在我国由来时久，从而根深蒂固。 　　于是，家天下的现实使人们心态产生了畸变。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的支配一切的权力。官僚士大夫们懂得最快，因为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只有大树特树皇帝的绝对权威，对小民的统治秩序才能巩固，他们也才能分得大大小小的一杯羹。所以他们甘心情愿地、诚惶诚恐地拥戴他们的皇上，无论他是暴君、昏君，或是小儿、白痴。这样，便使君位具有不可转换性，君权有了不可分割性。这种观念之深，直到太平天国时，仍铭刻在革命队伍中的君臣心中，如周际玱《建天京于金陵论》中说：“一人垂拱于上，万民成归于下”，天王是独一无二的君主，比金字塔尖还要狭，最高权力之位只容得一人。决不允许分割，至于管不管事却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垂拱即可；吴容宽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则说：“兹我天王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威咸知”，更认为既然是主子，当然说一不二，人人都得服从。这些固然是文人的颂词，但洪秀全的《幼学诗》内已规定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连近代农民革命领袖都有这样强烈的帝王专制观念，遑论其他! 　　官吏也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韩非说得好，“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君臣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但是在儒家礼义思想的教化下，君臣关系净化了，东汉学者班固的说法便不同，他从官吏年老退休的角度看君臣关系：“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跛踌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自虎通义·致仕》)。官吏年老退休不是颐养天年，而是再也无法效劳尽忠了。所以忠于一姓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桀犬吠尧”成为一句流传广泛的名句，西汉邹阳《狱中上吴王书》中说：“桀之狗可使吠尧”；《元曲选》中有曲《赚蒯通》，写蒯通对萧何说：“丞相，你岂不知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各为其主，只要忠于一姓，管他是暴君夏桀，还是圣君唐尧，都被誉为忠臣而受到赞扬。无论是正史抑或古典文学作品，讴歌他们的够多了。 　　家天下体制下，“朕即国家”， 法律 屈从皇帝，并不令人诧异。汉代杜周有段十分精辟的议论，有人批评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当时杜周的官职为廷尉，为最高司法长官，对此，他回答道：“三尺安出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