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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 1898年，夏历戊戌五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宣扬当时流行的 政治 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下简称“中体西用”)。史家称为这是堵截维新思潮之举，而“中体西用”也被认定为洋务派的旗帜。 1898年，夏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维新匆匆以悲剧结束。 许多史家都在告诉我们，洋务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体西用既是攻击改良的思想武器，自应为改良派所反对，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 研究 一下 历史 ，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坚持保皇的康有为，还是提倡民权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竟都没有走出中体西用这个怪圈。而这也是 中国 在走向 现代 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探讨。 无所不在的中学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什么中学、西学、体、用，都可以作出圆滑的解释。 中学，如果概括全部中国古代的学术，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辉煌，令人留恋的，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这里不去多说。现在要讨论的是“中体西用”里面的“中学”，这就不一样了。 这中体西用中的中学，非指具体的学术，而是从文化的总体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当时所谓的西学，主要是 自然 科学 和技术，被认为不过是“形而下”的器艺。 中体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1809-1874)这话，一般都认为最能表达中体西用的内涵。伦常名教是这个中学的精髓。 什么是中国的伦常名教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刚开篇，用“臣光曰”的口气发表的那通议论，可谓抓住了中国伦常名教的要害，现将其中最能说明 问题 的一段话引述于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 社会 结构 天 子 三 公 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司马光讲这些话，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这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兵连祸结，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但他没看到，这兵连祸结却又由于这皇帝之尊贵实在太诱人了，故会出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面；还是孙中山看得透：“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1924年他曾对当时追随他的国民党人说：“ 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是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不要皇帝，便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争当皇帝的战争。 孙中山讲的民权就是要由民作主，但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 司马光还抬出周文王和孔子：“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引来圣人之言作证，这礼是天地间的公理，当然人人都必须遵守了。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司马光这样强调礼的重要，是他深深的懂得，要维持这个金字塔式的封建秩序，单靠刑罚是不行的，严刑竣法也只能管得一时，只有让这个礼深入人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均安于其位，才能实现。 作用如此之大的礼，究竟包含有些什么 内容 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其实用今天的认识来看，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 一、等级制(与特权结合) 二、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三、一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应该给司马光补充一下，他的书卷气太重了，他的这通议论，是因周威烈王承认了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有感而发的。他没看到，在中国社会这个大金字塔中，居于顶尖的皇帝，实际上也是这部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姓李姓赵都无关紧要；皇帝有名无实，或无皇帝之名但实际上具有皇帝的权力，都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可以与形式上的等级不一致，各等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