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上）.doc

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上） 唐代 政治 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律令格式使得政务处理高度程式化， 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借助于敦煌文书和石刻资料，近年来对于唐代制敕的 研究 大有进展。 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是围绕“王言之制” 而展开的，对七种王言之外的制敕鲜有探讨，墨诏和墨敕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制敕，就笔者所见，仅有日本学者中村裕一先生给予足够的关注。 墨诏、墨敕是唐五代一种不经过正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的诏令， 它或者由皇帝直接发出，或者是对臣下表状的批答。武则天时为避讳，改“诏”为“制”，实际 应用 中“制”和“诏”经常混用，因而墨诏也称墨制。 中村裕一的《唐代制敕研究》涉及范围很广，不但重新讨论人们都很熟悉的“墨敕斜封”，而且探讨了学者很少注意的一些墨敕使用情况，比如宫殿城诸门的开闭、皇帝对臣下奏状的批答、在论事敕书中的使用、唐末的墨敕除官等等，拓宽了这方面的研究。 不过，正如刘后滨所指出的，中村裕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书的具体形态上，尚未将文书形态的变化与整体政治体制的演变结合起来”， 反映在墨诏、墨敕上也是如此，整个研究比较分散，缺乏统属，不少论断尚需补充和商榷。尽管《隋唐王言の研究》在体系化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论断并无改变，而且作者使用的材料及论证过程都大幅简化，尤其不可理解的是删去了墨敕与门阙制度关系这部分。因此，本文将在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讨论墨诏、墨敕的出现及其应用范围，它在唐五代政务运行中的作用，以及这种制敕的特性。 　　　　一　墨诏、墨敕的出现及其在门阙制度上的应用 现所见最早的墨诏出现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孝文帝为了整肃中央传诏、奏请的混乱情况，规定臣下的奏请必须符合律令，皇帝的意见则通过墨诏下达，避免“口传诏敕，或致矫擅”的情况。可见，墨诏最初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政令准确无误地下达而出现的，承载着皇帝的权威，它的效力从一开始就不容置疑。 墨敕在刘宋及唐代门阙制度中的使用强化了这种意义。中村裕一是最早揭示出墨敕与唐代门阙制度之间关系的学者，但只是对具体史料的逐条 分析 ，使用的材料也有限，基本是一种平面的描述，且未能探讨这种关系的渊源。 现存史料中最早将墨敕与宫城门的开闭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书·王昙首传》： 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曰：“既无墨敕，又阙幡棨，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据旧史，应有疑却本末，曾无此状，犹宜反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棨，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文帝)特无所问，更立科条。 王昙首的回答说明，在刘宋文帝以前的门阙制度里就有规定，开启宫门需要墨敕或者白虎幡、银字棨(幡棨)，前者的信用度高于后者。可能这项制度当 时尚 处于创制初期，执行起来还不严格，所以有元嘉元年(424)、二年“开门”的前事，甚至于羊玄保还要罢免官员。这件事后，文帝“更立科条”，逐渐完备了门阙制度。三十年后，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宋孝武帝身上： 于时世祖出行，夜还，敕开门，(谢)庄居守，以棨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诏乃开。上后因酒燕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蒐巡有度，郊祀有节，盤于游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11) 宋孝武帝虽然有“棨信”，谢庄仍然要求出示墨敕才能开门，因为“棨信”可以是虚假的，但作为“神笔”的墨敕乃是皇帝亲笔书写，不可能有假。宋文帝时，没有墨敕尚能使用棨信，到孝武帝时棨信的信用度已经大大降低，非要墨敕才能开门，表明在开启宫门的诸项手续中，墨敕居于了核心地位。《宋书》还记载了太子监国的仪注，内有“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棨传令信”一条，(12) 正可以从侧面证明皇帝当国时使用的是墨敕。至于细节，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得知。 唐代在开启宫殿门时也需要墨敕，这与刘宋的制度相仿，很可能源自刘宋。按照规定，进出宫殿门的官员事先都要编订门籍，由本部门负责登记送达。流内官记录官爵、姓名，流外官则记录年齿、状貌，每月重新编订一次门籍，非迁解不除。门籍至少有两份，一份送刑部，一份送监门卫。(13) 但门籍只是官员进出宫门和殿门的基本条件。唐代门禁制度严格，不管是城门、宫殿门还是坊门都有开闭时间限制。晚间宫殿诸门关闭以后，如果有人要进出，则需要皇帝特敕才行。《唐律疏议》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 诸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而为开者，流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