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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翻译与变 李玉良 （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本文论述了翻译的本性。变是翻译的必然属性，不为人们的意志所左右；但变是有基础和根据的，是部分的变而不是彻底的变。虽然翻译是变，但原文在本体论意义上是能为译文读者所理解的，读者的真正理解是一种视域融合，因为理解只能是历史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理解；另一方面，变是理解的基础，没有变就没有理解，因为理解也处在不断的历史变化之中。 关键词：译；变；必然属性；理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翻译究竟是么？这是翻译研究首先要思考和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了翻译理论界的关注。近日重温中国传统译论，发现唐代经学家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对“译”的注释颇有深意。他的“译即易”的命题很是道出了翻译的内在玄机。对于我们探求翻译的本体论意义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 贾公彦是唐代经学家。他在《周礼义疏》中将翻译解释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是个颇有定义味道的解释，许多人都把它当作翻译的经典定义。但严格说来，这并不能算作翻译的定义，而是对翻译之名的解释。贾公彦作为经学家，他的宗旨是对儒家经典做出意义的解释，以教化天下，传之于后人。因此其所作的解释如果可以算作对翻译的界定的话，也只是训诂学的，而不是翻译学的。但是，这种解释对翻译理论研究是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的。 “译即易”是如何得来的呢？“易”与“译”同音，可以推断是联想的结果。但语音联想不能是最终依据，否则，很多同音字如“衣”、“宜”等都可以成为“译”的解释。依据还在于“译”与“易”两者在含义上有共性。 《说文?三上?言部》：“译，传四夷之言者。”[1](p57)《周易?系词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左传?哀公八年》“易子而食”显然贾氏取“换”、“变”之意以释“译”。“译”与“易”音同义同， 看似偶然的巧合，实则不然这里面是包含着对翻译的认识的。 1）翻译就是变。2）翻译就是变换语言。3）变换语言的目的是使人理解。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发以下三个翻译理论问题：1）变仅仅是变换语言？变换语言意味着什么？2）变是翻译的必然还是或然？3）原文翻译之变以后读者还能否理解？ 二、翻译：易言、易义、易味 译即易，易必有所涉及，即有对象。这个对象是“言”。 就译即易言来说，易言有三种意义：第一，民族化。易言的第一意即把原来语言改换成目的语语言。这是贾氏的本意。因此，贾氏所指的翻译为跨语言翻译，即语际翻译。只有把原语改为目的语，“相解”才有可能，翻译才可能有意义。第二，时代化。 易言既为“相解”，就必须将原语改换成同时代的语言。第三，简易化。易言在总体上必伴有简易化倾向，即将复杂的语言简化为易懂的语言。翻译必先理解，理解必然靠诠释，诠释过程必然是简易化过程。译者在传达过程中要进行进一步诠释，这意味着进一步的简易化。 但是，译可谓易言却又不必然只是易言。译即易言显然是狭义的。就“译即易”命题本身来说，它应该包括其他形式的“易”，如语言与符号之间的变易，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变易，将古代语变为现代语等。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只意味着易言，而意义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国的传统理论如此，西方的传统理论也如此。传统翻译理论把意义是语言所承载的东西，它是恒一的，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即所谓“意一言多”，并以此作为翻译成为可能的理据。然而，易言是不会孤立地进行的，言意本为一体，易言则必致易义。 首先，什么是意义？历史上人们对意义的理解是不同的。以密尔为代表的指称论者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东西。洛克和罗素的意义观念论主张一个词的意义是它所代表的观念或意象。布鲁姆菲尔德（Bloomfield）则认为，词语的意义是受语言刺激所产生的行为，（We have defined the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form a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peaker utters it and the response which it calls forth in the hearer.）被称为刺激——反映理论(speaker’s situation→speech→hearer’s response)。[2](p145)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句话是否有意义在于它是否可以得到证实；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词语还是语句，其功能都不在于指称外部的对象和事实，其意义在于使用，这一理论被称为意义的使用理论。卡尔纳普和戴维森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使它成真的条件。意义是十分复杂的概念，它的奥秘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被人类揭开。然而，尽管如此，历史上各种意义理论却在不同侧面反映了意义的某些属性。我们不妨以上述部分意义理论为根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