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與粟特研究.doc

金石學與粟特研究 　傳統金石學源於唐宋時代，唐代韋述等史家已經開始收集、著錄金石碑版，並運用於史學著述了。史載：“〔韋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迹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1]其所著《兩京新記》，記述了興福寺《聖教序碑》、西市《市令載敏碑》、東明觀《馮黃庭碑》、《李榮碑》等碑刻，生動地反映了兩京的歷史。以毌煚《古今書錄》爲藍本的《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了《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兩書[2]；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輯錄碑誌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張淮深碑》、《常何墓誌》，皆有寫本傳世，這些書籍雖不著編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學者著意集錄碑版文字了。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的著作將金石學推向成熟，形成金石著錄、校勘、鑒別、考訂等系統而專門的 方法 。清代學者進一步推而廣之，並與經史考證、輿地方志之學相結合，結出了更爲豐碩的果實。我國金石學可謂具有深厚的傳統，其所積累的材料和方法爲歷史 研究 提供了豐厚營養。 　　陳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3]粟特人是中古時代亞歐大陸貿易的擔當者，對於粟特研究涉及中國與中亞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語言、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史，隨着新材料不斷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漸顯現，向世人提出了中西 交通 史上的新問題。學者有機會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問題，形成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研究中的當代新潮流。然而面對新材料，學者卻不應放棄那些行之有效的舊方法。關於粟特人的石刻史料出土甚夥，我們用以研究新問題時，就須瞭解傳统金石學的方法，以便正確地處理這類材料，得出接近真實的結論。 一、粟特石刻材料中的善本 问题 　　石刻材料也同其他類型文獻一樣，有善本和劣本之分：碑版之存佚、氈墨之優劣、捶拓之早晚，都直接影響我們研究工作的成效。善拓不僅僅是拓工優良、字迹清晰的拓本，也指碑版的早期拓本、已佚石刻的拓本或者断裂、損毀之前的完整拓本。善拓能夠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更多、更完整的信息，有事半功倍之效；否則，使用了劣拓，則造成材料的失真或誤解，妨礙研究向正確方向前進。 　　《康居士寫經題記》为信仰佛教入華粟特人康居士所作，對於研究粟特人宗教信仰的轉變，以及武周時期佛教與 政治 史之間的關係都很有意義[4]。此碑為1912年大谷探險隊得自吐魯番高昌故城，運回日本，斷為十塊[5]。1914年夏，羅振玉在日本京都看到此碑，“不能得打本，爰攜氈墨往，手拓之”[6]，並著錄於其《海外貞珉錄》[7]。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記》下卷，曾刊佈最大一塊石刻的圖版[8]。學術界關於《康居士寫經題記》的研究已往主要依靠《新西域記》刊佈的圖版，而羅振玉親手所拓的那幅拓片卻不爲人知，其實羅氏原拓尚在人間。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羅振玉舊藏的“海外貞珉集存”拓片一函，原裱舊籤。兩相對照，我們發現這宗藏品全部著錄於羅振玉《海外貞珉錄》之中，據此推測，我們認爲這極有可能是《海外貞珉錄》所錄石刻拓片中羅振玉收藏的部分。此拓本入藏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時間沒有十分確切的記錄，《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研究院展覽拓片目錄》顯示，這個舉辦於1936年的拓片展覽展出了屬於“海外貞珉集存”並著錄於《海外貞珉錄》的《元颺墓誌》及《元颺妻王氏墓誌》，而且明確指出這次展出的拓片都是新近獲得的[9]。看來“海外貞珉集存”的入藏，大約就在1936年或稍早的時候。在這宗拓片中就有非常珍貴的羅振玉手拓《康居士寫經題記》（本書圖版43），與《新西域記》所刊拓本比較，兩者主體相同。唯另有小石九塊，過去從未見公佈，而此拓本保存其中右上角一塊。羅氏拓本著墨均勻，字口內無洇墨痕迹；而《新西域記》拓本左上角和中下部都因捶拓不當而模糊不清，顯然是墨氈過濕所致。不僅如此，將羅氏拓片與錄文相比，可知羅振玉所據即爲此善拓無疑。原碑早已由大谷光瑞寄贈朝鮮總督府博物館，經查今韓國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中無此碑，或許已經毀掉，如是則國家圖書館拓本，或為天下僅存之孤拓，彌足珍貴。荣新江教授所据罗振玉录文所作的研究切实可靠，也是间接地利用了善拓。 　　善拓對於粟特研究的作用尚有一例，即洛陽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康敬本墓誌》。此誌原爲張鈁千唐誌齋藏石，《千唐誌齋藏誌》、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與吳樹平編《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所刊圖版相近，均爲殘泐之本，周紹良先生主編《唐代墓誌彙編》據以釋錄，缺字較多；唯《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所刊圖版相對完整，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據以釋錄，所得文字較前者爲多，榮新江教授曾將錄文對比，指出《輯繩》所刊爲善拓，而《全唐文補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