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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历程演进和比较 中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历程演进和比较 行政伦理制度化指将抽象的、不确定的道德理想、道德情感具体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使其对政府行为产生强制性、普遍性的约束力的过程。简单来说，是以制度形式存在的行政伦理要求和价值目标。随着行政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行政伦理产生并逐步开始制度化的步伐，在西方和中国产生不同的演进历程。 　　一、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历程 　　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制度化研究产生较早，经历了萌芽阶段、分化阶段、发展阶段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1.萌芽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收到巨大的挑战，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从效率转向价值诉求，并从多个角度展开对行政伦理的探讨。1935年到1941年间，以赫尔曼芬纳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派和弗雷德里克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派展开关于行政责任的讨论，被视为有关行政伦理制度化争论的开端。 　　2.分化阶段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水门事件成为改革行政伦理进程的里程碑。在对法治和人治的思考基础上，民众要求在公共管理领域建立更广泛的伦理体系的呼声上涨。尽管如此，学术界关于是否要进行行政伦理制度化仍有质疑观和认同观两派。持质疑观的学者认为：僵化的制度、法规会阻碍行政伦理的发挥；持认同观的学者则看到了行政伦理法规的多样性和对道德约束的补充功能。 　　3.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更多的学者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研究行政伦理学，集中在研究伦理法约束下行政人员对各类行政法规的态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实践经验对比和总结。除了理论研究之外，这一阶段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上升到实践层面，一是很多发达国家相继出台行政伦理法规，如：韩国的《大韩民国宪法》、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二是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组织，如：美国的政府伦理办公室；三是专业协会的成立，如：美国的公共行政协会、兰德公司等。 　　二、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历程 　　中国关于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内容大多散落于行政伦理文献中，和西方相比起步较晚。目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化大体上也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 　　20世纪90年代早期，部分中国学者借鉴、学习西方思想，开始系统地、正式地研究行政伦理，认为行政伦理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权力运用和行使过程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的总和。研究视角主要聚集在行政人员个体层面，以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规范作为主要研究内容。 　　2.成长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我国关于行政伦理的研究进入成长阶段，最主要的表现是将行政组织纳入行政伦理的范畴。行政伦理的外延扩大，不仅包括行政人员的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规范，还包括公共组织伦理和公共政策伦理。 　　3.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伦理内涵的认识更加宽泛，行政伦理被视为特定利益关系、权力和义务关系的产物，不仅囊括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等行为主体，还包括行政活动的参与者和合作者，以及相关的行政制度、程序、结构等。行政伦理在内涵上的拓宽，为行政伦理制度化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丰厚的基础。 　　三、中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比较 　　从研究历程上看，中国关于行政伦理和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方向以吸收和借鉴西方成熟的理论、文献、著作为主，理论本土化研究不足。和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相比，中国行政制度化的理论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基本概念不统一和范围不确定 　　关于行政伦理的概念学术界尚不统一，对其外延是否包含行政组织伦理尚未确定。行政伦理制度化常与行政伦理法制化、行政伦理立法等概念混为一谈，在术语和术语的外延上都没有准确的界定。 　　2.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实践的经验挖掘不够深入 　　行政伦理作为道德伦理的组成部分，根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行政伦理的发展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总结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基础。同时，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实践经验的时候要立足中国国情。 　　3.理论基础研究不够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化缺乏必要的理念支撑 　　国内在道德和法律关系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道德与法律的分管界限不够明确，功能和作用发挥的领域不够细化。理清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和联系，分析制度化、法制化的界限，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核心。 　　4.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研究方法单一 　　西方行政伦理制度化早已不限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取得一定成效。而在中国，行政伦理制度化还停留在可行性分析和初步摸索的阶段，理论与实践结合程度不够。研究方法上，缺乏多学科交叉比较、综合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