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的产权分析论文.docVIP

　　企业社会责任的产权分析论文 .freelan,1970)。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辩中曾一度占踞上风,企业社会责任的就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 弗里德曼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有限论有其积极意义,弗里德曼从经济学的角度在“资本强权”时代和“资本雇用劳动”逻辑下,认为资本所有者(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企业产权的终极所有者,那么,企业的目标理应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需要改进制度,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在遵循基本法律规则范围内,创造最大化的企业剩余(净利润)本身就是企业对社会的首要责任;除此之外的责任应该由政府去承担。本文认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主要是在遵循“经济理性”假说以及“资本雇用劳动”理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企业经济本质的重新表述。但是,随着“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说、“正交易费用”假设、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的不断兴起,企业社会责任需要实现从“有限责任”到“无限责任”的跨越。 当比尔 盖茨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上升到“本分”之外,理论家则更热衷于帮助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战略体系(郭沛源,2007)。企业通过盈利来不断繁荣社会的物质生活,追求利润是其生存、发展的需要。但是企业毕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的经营活动正是在同政府、消费者、股东、债务人、债权人、金融机构、协作商、新闻媒介、公众、社区的相互联系中得以实现的。离开这些联系,企业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细胞,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社会各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这就要求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经营目标时,应当认真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力图使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统一(井绍平,2007)。 波特(2006)认为成功的企业离不开和谐的社会,企业只有找到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契合点,才能踏上通往可持续发展之路。波特用他的价值链模型和钻石模型回答了企业如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赢得竞争优势。在价值链模型中,波特把企业的价值活动分为两类: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所有这些价值活动都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通过逐一分析每一项活动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企业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价值活动的社会影响。而在钻石模型中,他认为决定一个产业竞争力有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及对手表现。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四个因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企业竞争的外部环境。如果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一点都不考虑社会因素,就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丧失竞争优势(波特,2006)。 可见,第一个模型可用于企业自检,即通过详细检查价值活动,发现与企业社会责任正面或负面相关的问题。企业需要对这些问题按优先次序进行排列,并尽力解决可能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问题。第二个模型可用于企业挖掘责任竞争优势,即从外部环境变迁出发,找到一些有利于塑造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问题,并在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企业竞争力。波特用他犀利的战略思维重新诠释了企业社会责任,使之与企业竞争优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而彻底打破了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之间的藩篱(郭沛源,2007)。波特进一步指出: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评级机构已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作为企业优劣的参考指标之一。公益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责任)之所以未能解放企业生产力,是因为这些企业犯了两类错误:第一类错误是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而这两者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第二类错误是它们只是泛泛而谈公益慈善,从未将其与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相结合。 综上可见,上述管理学者和伦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无限的”。与“有限责任”观相比,“无限责任”观主要增加了道德责任。我们认为,这种“道德责任”是以卖方市场的形成为前提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面对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式下,企业管理层意识到,为了实现企业剩余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应该有计划地、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不断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培养客户群,从而赢得竞争优势。不管履行“道德责任”是自愿的还是为环境所迫,都是一种在实现“利他”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利己”。最终目标还是维护企业产权利益。可见,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经济学家主要坚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