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艺术杂志访谈《魁拔》导演王川.docVIP

“山寨”是一种解药 续春军 从动画片的老祖宗开始数起，早在西汉年间，在我国陕西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皮影，我们可以厚着脸皮说我们拥有世界最早的动画片，即便它没有形成系统的动画原理，做木偶、布偶、泥偶等偶类动画的鼻祖也当之无愧。然而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将我们推向深渊。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很多事物源于中国，发展于世界。我们的火药自从放了烟花就再没有进展，而外国人却用它造了军火欺负我们；我们弃之不用的古代哲学被日本人用作了商战；我们的“蹴鞠”可以成为世界最早的足球，现在却无法启齿；还有我们的皮影，漂洋过海却成为欧洲动画的始祖。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去炫耀，就有多少东西可以使我们感到惭愧。仿佛我们的使命是为各种文化提供灵感来源，我们的“大公无私”何尝不是一种病。病症在哪里？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过分自信与对外来文化的严重排斥的“民族自尊心”。 近年来，中国动画进入反思阶段。“山寨”文化的泛滥也正是民族意识反思的开始，“山寨”成为拯救中国动画的一副解药。是药三分毒，药量的大小也应该斟酌使用，滥用或者多用就会变成毒药。一个最明显的病例就是《高铁侠》，一帧不漏赤裸裸地抄袭日本动画《铁胆火车侠》，细心人将《铁》的配音复制到《高》上居然天衣无缝，这是中国动画有史以来最丢人的丑闻。类似事件可以看出，国外尤其日本、欧美动画在中国已经入人心，无怪乎国人崇洋媚外，只怪国内动画实在不得人心。 2011年中国动画出现希望，《兔侠传奇》和《魁拔》在中国动画在探索摸索期间为动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可能性。不过“国产动画”标签已像国足一样深入人心，要想盈利实属不易。除《兔侠传奇》盈利客观外，《魁拔》损失惨重。再此，笔者向严谨的魁拔制作团队致敬。它损失了票房，但是赢得了口碑。 受访者：《魁拔》导演王川 采访者：《世界艺术》杂志编辑续春军 采访时间：2011年9月27日 World Art:中国动画过去在世界也拥有世人尊重的地位，当时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也对我们的动画顶礼膜拜，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90年代初到现在的一蹶不振？ 王川：大体上说这和我国动画业与国际市场的同步程度有直接关系。对手冢治虫产生影响的中国动画片是万籁鸣先生于1940年推出的《铁扇公主》，那是与世界动画技术同步的一部产品。万老先生这一代人是在市场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经过市场的历练，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在技术上的竞争力。万氏兄弟在60年代推出的《大闹天宫》仍然具有这样的品质。包括那时上美影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在技术上是相当领先的，应该说是写实风格动画电影的开山之作。如果我们沿着《草原英雄小姐妹》开出的路摸索下去，写实风格的动画就不会被人看成是日本人的专利。可惜的是，因为这时已经不是市场经济环境，技术上的先进性“变异”不会被敏感地发现和放大为一次进化的支点。相反地，别人却在市场竞争中疯狂地进化着。90年代，那批曾经从市场化环境下走过来的老动画人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作为骨干的动画人大都没有经过严酷的市场环境的磨炼，掌握的技术甚至并不比老先生们更精道，创制作的平台化意识很弱，差距和不足也就显露出来了。 这里的规律性认识应该是，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够促进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中国动画的竞争力只能来自于市场竞争，参与过这种竞争的老先生们有这样的竞争力，所以产品受到尊重。反之则没有。 World Art:国家对动画产业也相当重视，产量要求按分钟数计算，造成大量山寨事件出现，高铁侠事件你是如何看待？ 王川：这也是非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下才会出现的怪现象。若是需要直接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回报的公司，例如我所在的青青树公司，你就是让他去山寨，他也不会去的，因为那得不到任何市场回报。山寨产品之所以出现，一定是这种产品有非市场化的挣钱模式，根子是在某些不正常的运作体制上。 World Art:《魁拔》打破了国产动画“粗制滥造”的臭名，赢得了口碑，但是票房上却惨败。有人说这是一次国产动画革命的失败。拯救中国动画，任重道远？ 王川：大家给出的种种好评和期望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只是尽力做好自己手里的事。 我们现在正做着的事情与其叫“革命”，不如叫“回归”，就是把做走了样儿的动画片重新弄回到本来的“样儿”上去。 冬奥会，花样滑冰得了金牌，教练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十八年前，我就是运动员，我都不愿意下场比赛，那真叫给中国人丢脸。因为跟人家前面后面出场的外国运动员相比，好象跟人家进行的不是一个项目。 我以前在每次国际研讨会上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魁拔》没有想太多什么“革命”、“拯救”之类的事情，只是争取做到看上去跟人家进行的是同一个项目。争不上奖牌没关系，看着是同样的项目就好。 青青树的商务人员告诉我，香港电影节上，一位德国片商看到《魁拔》之后说，通过《魁拔》，他看到的不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和六七十年代的黄土北京，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