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论文.docVIP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论文 .freely in Ming-Qing Jiangnan 【内容提要】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江南的情况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对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内容（特别是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教育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科举应试教育并非明清教育的全部，而明清江南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和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文摘要】ing-Qing Jiangna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cquirement of ability of reading， erc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for the young people in all social strata.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education not on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groic gro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perial China》，第246、247页。）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兴第9名），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1名，苏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兴第4名，湖州第5名）。（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50页。）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得到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177、180页。）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泮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注：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镇，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注：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收于光绪《唐栖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于天下，因此读书人数之多也甲于天下。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不仅很低，而且一直不断下降。（注：据巫仁恕的统计，从明初到嘉靖以后，乡试举人录取率从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间。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刊于《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3期（1999年3月）。）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在江南，录取率大大低于全国。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对于绝大多数江南读书人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读书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仅为人所不齿，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注：佚名：《蓬轩类记》。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作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注：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人、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本籍温州乐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