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与行政指导论文.docVIP

　　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与行政指导论文 .freel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或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简称NPO)，也叫Third sector(第三部门) 。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 ③。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特征，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组织性，二是私有性，三是非营利性，四是自治性，五是志愿性。④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总体概念和特征，笔者对上述观点基本表示认同。本文时下关注的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按照什么标准如何分类以及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当前非政府组织体系中的定位问题。目前对非政府组织的分类可谓标准不一，类别多样。出于本文论述的考虑，笔者试作如下划分：根据是否经过官方主管部门审查、登记为标准，非政府组织可分为正式非政府组织（已审查、登记）与民间非政府组织（未经审查、登记）；根据是否合乎现行国家立法为标准，民间非政府组织可分为合法性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如案例二中的护村队）与非法性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如黑社会组织）；根据组织行为的利益趋向的不同为标准，合法性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可分为私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如同乡会）与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如反扒队）。至此，笔者可以将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公民志愿且自发组成的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的未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查、登记就开展活动的自治性、非营利的一种合法民间结社形式。（本文仅从治安类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角度进行论述，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还存在环保、扶贫、救济、教育、赈灾、福利等诸多种类，在此不作阐述。） 一、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生成基础简析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的行为源于一定的动机，动机又源于一定的需要。就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形成而言，这种需要除了源自组织成员内部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是源自组织外的社会大众的需要。以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的“反扒队”大量涌现为例就足以说明这种需要的迫切程度（见案例一）。村里吸毒的多，治安乱，所以我们就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村寨（见案例二）。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许多社会问题必将不断凸显亦或滋生出来，只要有社会问题出现，社会必然要以一定方式来应对。如果问题突出，影响较大，甚至关系到国计民生，一般来说国家都会出台一些法律、政策、办法，组织相应的人员、机构着手去解决。但问题在于不论国家力量如何强大、应对措施如何到位，也总有一些政府鞭长莫及甚至不宜由政府出面解决的社会问题出现。由此，在社会问题治理方面自然会出现政府管理方面的真空地带，而这一真空地带产生的问题又亟待解决。如此，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便不难理解了。以上可以概括为社会需要是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生成的社会基础。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出现以来，在社会治理方面除了国家这一重要管理主体之外，社会本身作为一个自我管理主体在社会问题处理方面可以说从未缺席过。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参与社会问题治理上的广度与深度有所不同罢了。如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小政府大社会”与“大政府小社会”的反复博弈就足以说明社会本身的自我管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国家与社会在处理社会问题上除了有分工同时还存在合作的情形，即有些领域国家与社会分工明确，有的领域则属于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由于管理主体的不同，在各自的管理形式、方法等方面相应的会存在一些区别。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出现矛盾的时候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社会不仅仅是被管理者，还是社会问题的参与者、解决者和管理者，是矛盾的一方主体。因此社会问题离不开社会本身的参与。而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就是民间组织。群体的力量永远是大于个体的，荀子的“人能群”⑤早已给出了民间成立组织的理由。社会不能缺席与自身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生成的又一缘由。这是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生成的政治学及哲学基础。 关于公益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目前尚有争论。以案例（一）中的民间反扒队为例，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秦永雄说，民间反扒符合人们嫉恶向善、扶危助困的普遍道德准则，具有道德示范意义。他说，民间反扒有法可依，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人等四类人员，任何公民都可以将其扭送司法机关处理……”。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张金维表示，从大体上来说，对太原市的民间反扒行为，公安机关予以肯定和提倡，但前提是只能抓不能罚，不能越权。山西社科院政法所研究员温万名说，目前对反扒行为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民间反扒的度很难掌握，也难以监管，群众出于义愤，难免失去控制，进而侵犯小偷的人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