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论文.docVIP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论文 内容提要： 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要搞清出现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需要深刻认识中国村落的社会结合性质究竟是建立在合理打算基础之上的结社，还是受共有的社会规范制约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村落共同体。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日本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展开了一场被称为“戒能—平野论战”的大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聚力，村干部并非村民利益的代表因而缺少绝对权威。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过合理计算的交换行为.freeleinshaft）向利益社会（gesellschaft）即功能分化的、个人更加自由平等、合理主义占主导的状态转变。 就地域社会的基本变动方向而言，中国农村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固有特点，中国农村并没有出现像西方发达国家或南美洲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的村落社会解体问题，没有出现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平民窟的现象。相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恰恰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开始的，农村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起始点，在改革中农村地区的力量日益壮大，村落作为地缘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日趋显著，社会空间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历史地位，预测未来的变动方向时，有必要对中国村落社会的基本性质加以探讨，即中国的村落究竟是一个内部凝聚力较强的共同体，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结社性质的社会群体？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把握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与开放的形式和途径。 探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首先要寻找中国农村的传统和村落内部社会结合形态的原型。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色彩浓厚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找到相当传统的农村地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就村落内部的组织构成原理和人与人的结合形态来说，在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农村的传统组织和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我们需要回到1949年以前去寻找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原型。40年代日本学者以华北地区6个村庄为对象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为探讨中国村落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窗口。 二、满铁调查概要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一）日本与欧美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不同点 在1949年以前，欧美和日本社会学者都曾对中国农村进行过大量实证调查。从研究的地区和基本特点来看，欧美学者的研究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村落内部，而是超出村落范围，从村落外部环境解读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原理。按照调查的基本关注点，可以分为以地方市场为对象的研究和关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前者以施坚雅为代表，后者以杜赞奇为代表。 美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施坚雅着眼于农村集市贸易体系，研究市场体系对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共同体理论。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否定了村落作为中国农村基本单位的意义，认为地方市场具有传统农耕社会的完整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体系。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施坚雅，1998：40）。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既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作为社会体系，基层集市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农户所需要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关。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董事会等组织都以基层集市为单位，因而较低的和中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市场结构平行的等级网络；集市同时又是沟通农民与地方上层交往的核心。施坚雅认为：人民公社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基层市场甚至中间市场或高级市场的范围，违反了已有的社会体系，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而解决困难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将集体化单位与自然系统明确联系起来。 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主题是国家政权的扩张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和法令如何行之于乡村？它们与地方政府组织和领袖的关系如何？国家权力的扩张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推进新政策？杜赞奇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说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包括市场、宗族、宗教以及水利控制类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由于这些组织与网络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性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高度依赖于文化网络以建立自己的权威。宗教是国家向地方渗透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国家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