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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远的屯堡（四） ——明代屯田历史检索 丁武光 世事更秩，盛衰升降，世间万事万物有其发展的规律。明朝历260年，屯田制度的运行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 明初，经济残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亟待恢复正常生产秩序，解决土地问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按照军事组织的原则，把戍边军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寓兵于农”，既能为国家提供赋税，又能保证充足的兵员，“养兵自赡”，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所以很快在全国推行。 自明代中叶以后，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国有土地制与地主土地私有制之间必然发生激烈冲突。原先靠军事手段强迫军户劳动，把他们世代束缚在屯地上的作法，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作用于屯田制度名存实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从 “科田”的演化开始的。 如前所述，卫所屯军，也和农民一样，要缴纳赋稅。且一人在军，全家同往。每军户有一名丁壮在军服役，称为“正军”，户下一人辅佐“正军”料理生活，称为“军余”，军官的子弟称为“舍人”。军余、舍人可在卫所区域内开垦土地，军余所种田土，三年后按亩起科，所纳税称“科粮”。无论其所开田土数还是所纳赋稅，均与额定屯田和 “正粮”有很大区别。长期发展下来，这些军户要求和民户一样“按亩升科”，发展自己的经济，于是不断扩大科田，把军屯变成一具空壳。 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二所，原额屯科粮107909石，占贵州全省每年应征粮米的76%。在该志所列各卫屯科粮数中，屯粮93348石，科粮6372石，种子粮8189石，科粮所占比例甚小。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科田日益增多，科粮在屯科粮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科田因为是军余自种的田，按亩计算，纳粮少，所以，很快发展起来，甚至将屯田逐渐侵蚀。 以普安卫的科田为例，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达24129亩，与屯田29541亩只相差5412亩，已占科屯田总数44%；可是，科粮仅为1290石，而屯粮却为11028石，屯粮却为科粮的8.54倍。再如安南卫，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屯田16206亩、科田9464亩，屯田与科田之比约为6:4，而屯粮为5418石、科粮为506石，科粮不及屯粮的十分之一。 到了明代中晩期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万历间巡抚刘庠、巡按傅顺孙在奏疏中说：“军屯田地，鱼鳞籍开载颇明，后来又有科田夹杂，移东改西，莫可究诘。……军卫共该屯田地四十八万七千六百二十四亩，该夏税屯粮九万四千六百零四石三斗五合；科田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四亩，该粮六千八百八十五石一斗八升七合，……今次丈出隐占等项，各除抵补失额外，尚有余剩在民田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四亩，屯田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一亩，遵照部议，不得增粮，应与额田通融摊派，以免日后包赔。内普安、永宁等五卫，被夷占去屯田，计其丈出之数，不足抵补，就丈出五卫新垦科田，通共七千二百七十七亩。”可见，到了明代后期，军屯被“科田夹杂”和“被夷占去”的现象相当严重。 不过，军屯的破坏，最直接的原因是屯军逃散。贵州都司所属各卫，原有旗军159928名，若按“三分守城，七分下屯”的规定，当有屯军十万以上，可是，自明代中叶以后，每况愈下，到了万历年间，屯军不及十分之一，据郭子章《黔记·兵戎志》载，贵州都司所属各卫所，仅存屯军9060名，其中，普定卫1680名，贵州卫1120名、威清卫924名、永宁卫683名、安庄卫629名、平坝卫615名、安南卫476名、贵州前卫460名、毕节卫460名、都匀卫420名、乌撒卫376名、平越卫334名、新添卫314名，普安卫293名、龙里卫247名、清平卫21名、普市所14名。兴隆卫和赤水卫原有屯军500名尽皆逃走。 屯军锐减的必然结果，就是屯田大量抛荒，为了弥补财政赋税，只好采取招佃的办法。兴隆卫和赤水卫将全部屯地“佃苗民、军余耕种”。据（嘉靖）《贵州通志·土田》记载：贵州卫，“事故军人四百四十名，半抛荒屯田七千六百七十八亩七分，佥补舍余三百七十九名，招集民人三百三十四名佃种前田，输纳子粒”；贵州前卫，“事故军人七百零七名，抛荒屯田八千四百一十七亩九分九厘八毫，佥补舍余六百七十二名，招集民人三百九十九名”；平坝卫，“抛屯田六十二份，招集军民人等六十二名”。以上，仅仅是见于记载的一部分，实际情况还要更严重得多。到了这种地步，军屯已是“有屯田之名，而无屯田之实”了。 加剧军屯衰败的原因，“其所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明史·食货志》指出：“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给事中管怀理言： ‘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场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徒，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万历间，策衡指出：“屯法之坏，一坏于余粮之免半。……大臣违道干誉，不能为径远之计，夫举天下之军籍食于屯，一旦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