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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英国宏观大学制度改革的经验透视及其借鉴论文 论文摘要： 近代以来英国在宏观大学制度改革的历程中，大学和政府之间围绕大学自治和国家控制展开了长期的利益博弈。最终政府一步步介入大学之中，而大学在保留适度的自治权的同时，也接受了政府宏观政策 论文摘要：近代以来英国在宏观大学制度改革的历程中，大学和政府之间围绕大学自治和国家控制展开了长期的利益博弈。最终政府一步步介入大学之中，而大学在保留适度的自治权的同时，也接受了政府宏观政策和市场法则的调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直是高等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要坚决捍卫大学自治权；加快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正确处理制度创新和继承传统之间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宏观大学制度；英国；高等教育改革 大学制度不仅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领域。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大学制度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大学制度指一所大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而宏观大学制度则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它包括国家层面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总称”。近代以来，围绕着大学自治和国家控制，英国大学和政府之间展开了长期的利益博弈，推动宏观大学制度不断改革和发展。本文将通过追寻英国近代以来宏观大学制度改革的足迹，总结其改革的有益经验，以期为厘清当前我国新一轮高教改革中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英国宏观大学制度改革回顾 近代以来英国宏观大学制度改革主要是围绕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做出调整。从整体上看，英国宏观大学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了3个时期。 （一）自由放任时期 这一时期大概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事实上，从12世纪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创立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只有这两所大学。作为英国最古老的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一直都保持着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大学自治、学者治校。政府在这一时期和大学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联系，二者各行其是。大学在政府的放任之下享受着令欧洲大陆同行艳羡的自治权。但正是由于牛津和剑桥对这种自治和自由的滥用，最终导致了二者故步自封。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需要大批掌握生产技术、科技、经济和管理知识的人才，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古老的牛津和剑桥都未对工业革命做出任何回应,“不把任何专业的职业教育放在眼里”。由于大学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英国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地位逐渐为欧美其他各国所取代。 （二）政府干预机制建立时期 这一时期从19世纪中期持续到20世纪中期。1850年英国政府组织两个皇家委员会分别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调查，这是政府干预大学的开始。在调查的基础上，国会于1854年和1856年相继通过了《牛津大学法》和《剑桥大学法》，采用立法的手段，取消了两校自中世纪以来的一些特权，加强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并为政府培养公职人员。1871年，英国国会又通过宗教审查法，遏制宗教对大学的影响。“1881年，英国政府对威尔士的两所大学学院提供了4000英镑的拨款,这是政府第一次对大学给予财政支持。”之后，英国政府对大学的财政资助逐渐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大学对于国家意义重大，国家应当促进大学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政府需要大学培养人才来促进国家发展，同时愿意资助大学。而大学也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并且大学也急需来自政府的经费以维持发展。双方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共同点，一种新型的联系大学和政府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UGC）正式成立。UGC由一名兼职主席和来自各大学的学者组成，是一个“准自治机构”。它负责评估大学的经费需求并向财政部报告，然后财政部根据报告以5年为一周期制定拨款计划。从此，UGC开始充当大学和政府之间矛盾的“缓冲器”，一方面为大学从政府那里争取经费，另一方面帮助政府向大学传递政策信息。 （三）政府干预全面加强时期 这一时期自20世纪中期一直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综合国力上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为了缩小差距，英国急需大量的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人才以发展经济。发展技术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为此，英国政府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报告。其中1963年公布的《罗宾斯报告》影响最大，该报告提出了著名的“罗宾斯原则”——“高等教育的课程应该向所有能力上和成绩上合格的、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开放”。在“罗宾斯原则”的指导下，英国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发展。在大学方面，大学对UGC拨款的依赖与日俱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不超过大学总经费的30%，1956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