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水浒之义.docVIP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二者之“义” 摘要：追本溯源，从“义”的原始概念着手，以此为基础分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其中对“义”内涵的诠释及其演变深化。探讨“义”在政治集团内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与“忠”、“仁”思想的结合，对比两部小说在“义”这一概念的共同点。另外，对于其中的个人之“义”和集体之“义”作研究，辨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此层面的着重点，区别其中的“义”。 《释名》曰：“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各所宜。”那么何而为宜？《说文》曰：“宜，所安也。”如此阐释，我们需要揣测其中要领。即是“所安”，可以诠释为“使事物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或者“使人心得到良性的安慰”。《大学》里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又如《论语》云：“君子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任侠好义”、“侠肝义胆”也是为人所熟知的仗义行径。即“义”已经成为了明主、君子、侠客所执着恪守的价值取向，有“义”与否，是划定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强盗的重要标志。而作为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的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剖析奸臣当道、乱世凶年的形势中，也打出了“义”这面旗帜，不仅刻画一批大义凛然的英雄豪杰，也塑造出为“正义”而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政治群体。尽管两部小说皆涉及到本质的“义”，但由于其中所呈现的史实环境与创作环境等诸因素的不同,二者在具体“义”的阐释上又有分歧。本文就其异同点作逐一剖析。 一 两部小说皆是以塑造英雄形象和描绘战争场面为主体，以集体主义为主要行动原则，“义”在其个人行为以及政治集团所体现的内涵和作用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义”由个人到群体，由群体到整团逐步地深化，超越了简单地处理人际关系的约束或者是道德要求，而演变为与群体、政治集团密切关联的涵义，甚至作为其政治纲领和行动的基本准则。 《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阵营最初是由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为“义”的基础逐步扩散、辐射的，因为他们彼此都有着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满腔抱负，所以得以共举大事。而后沿路收兵，不断壮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才衍变成以刘备诸葛、五虎将为核心的实力雄厚而且凝聚力强的中央领导和作战集体。尽管在桃园结义之后未曾在施行具体的结义行为，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誓同生死，“义”的概念始终统领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水浒传》则是在“义”的旗帜下，从各地独行好汉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后来聚义梁山泊，此是整体的脉络。其中更为具体的是“七星聚义”、“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等等，基本是“义”在引导着。 （二）从“义”的牵制作用着手。在统一思想观念“义”的指引下，能够确定集体的奋斗目标，因此有助于维持集团内部的稳固与平衡。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义”的束缚，认为“义气当先”，从而不顾后果、丧失理智，最终导致损兵折将。 首先，“义”成为维护团结的重要因素。在“义”的基础上,会产生了统一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机制,规范着个体行为,求得行为的统一性、目的的一致性。作为领袖人物的刘备、宋江非常懂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在搞好集团内部团结上,再没有比一个“义”字具有更强的粘合力了,所以他们始终将“义”挂在嘴边。比方《三国演义》第二回，张角杀败董卓，幸遇刘备、关羽、张飞救了董卓。而董卓从刘备口中知现无居职，皆“白身”，很轻视刘备，张飞气不打一处来，便欲杀之。刘备、关羽急以“朝廷命官，岂可擅杀”制止。张飞却曰：“若不杀这厮，反要在他部下听令，其实不甘！二兄要便住在此，我自投别处去也！”刘备这时把“结义”搬上台板，曰：“我三人义同生死，岂可相离？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刘备懂得贯彻“义”的思想纲领，并且以身作则，才能使得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为其舍生忘死。且看关羽千里走单骑,毫不为曹操的金帛名马、国色美女所动；赵云于乱军中浴血奋战,单骑救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诸葛亮为刘氏天下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星落五丈原诸事即可得证。《水浒传》里宋江则以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及时雨”的“义”气，不断引导众弟兄行正道，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蜕变。本来一百单八名好汉就是成分复杂、地位不同，其中有很多人做过强盗，干过许多不义之事，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但自从聚集梁山义旗之下后，纷纷脱胎变成仁义的英雄，不仅保境安民，甚至除恶惩奸，“义”成为了集团内部个人之间自律、他律的准则。 其次，“义”也是引发冲动的祸源。对于深受“义”灌输的好汉，一般都是嫉恶如仇、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这类好汉固然是能够见义勇为，但是往往也会被“义”冲昏头脑，从而不计后果、考虑不周便冒然去践行和维护所谓的“义”，到头来却害了自己。《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雪弟恨先主兴兵”里提到，由于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东吴所杀，而刘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