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情理关系.docVIP

依法行政要正确处理情理法的关系 在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我们无论是行使公权还是私权都要充分考虑“情、理、法”的因素，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同样也要正确处理好“情、理、法”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情”处在第一位，凡事必须要从“情”入手，做到以“情”感人；“理”居其中，是依法行政的根本精神，凡事必须寻求合理，做到以“理”服人；“法”是基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离开“法”的基础，就无情理可言，故必须要把“法”牢记于心中。充分尊重他人，给对方足够面子，是有效沟通的开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时刻以公平、公正的理念作为行动指南，是合理行政的保证，只有合理的行政，才能保证行政行为从“管人”、“理人”到“安人”，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西方人眼里，“合理”与“合法”是等同的。“合理”就是“合法”，“合法”必然“合理”。但在中国，“合法”的并不一定必然“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必然“合法”。“理”与“法”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而且有时还相互冲突。比如，“城管大家都熟悉”，有一个社会现象不知大家是否注意，一旦城管和商贩爆发冲突马上就会形成舆论焦点、社会热点，而且往往会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声势，大家思考过没有，为什么？难道二者天敌？难道城管多此一举？难道城管活该遭到唾骂？从城管的管理行为而言，它是一种代表政府的管理行为，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更是相关法律法规授权一种执法行为，有法律依据，有政府授权，是一种必须作为的行政行为，那么为什么得不到社会的共同认可，甚至成为大部分人痛恨的行政行为？因为它尽管合法但不尽合情合理，情和理往往成为人们判断是非和左右公众舆论的“超法律”标准，无论行使公权，还是行使私权都要讲究情理法,这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国情。（还有合理不合法的情形：殴打小偷） 情理法的差异和矛盾是一直以来固有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社会）里，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也包括族规），这个家规很重要，它的基础就是封建礼教，讲究的是君臣父子长幼尊卑这种等级的观念，它也是规制个人行为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重要遵循，是基于情、理和风俗习惯的一种强制约束。此时的国法也是基于礼教基础之上的，是对家规、族规的一种深化和保障，所以家规、国法是一致的。在清末民初，欧陆法律引进之后，这种情理法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了，国法与家规、族规的一致性渐渐消失，差异性抬头，在处理矛盾和争议上由原来的颇具感情色彩的私了、调解为主，过渡到后来以冷冰冰的法律公裁、公断为主的阶段，这也是中西不同法律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 我们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关系，讲究的是“情、理、法”。“情”排在第一位，情的内涵就是人性化，他体现的是“天时”，这在西方国家是行不通的；“理”排在第二位，理的内涵是“合理化”，“理”体现的是人和；“法”排在最后，“法”的内涵是制度化和规范化，他体现的是地利。只有天时、地利，才会有人和。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在依法行政的时候，首先要由情入理，只有在情、理都走不通的时候，才依法处理。 我们不能把“情、理、法”分开，也不能简单地说哪一个最为重要，情理法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的完整系统，不容许分割，也不应该分开来看。 首先，“法”居情理法之末，末即是下，是情理法的基础，离开法就没有什么情理法可言，没有法的基础就不可能由情入理。我们的行政行为更需要在合法的基础上来衡情论理，没有合法性这个前提，再和情理的行政行为也不能成为逃避法律约束的借口。 其次，“情”居情理法之首，表示我们的行政工作必须要从情入手，充分考虑对方的面子。所以我们只有从情入手，给对方足够的面子，才会在情面上获得沟通，彼此情感交流良好，自然达成合理的共识。法，是用来执行的，不是用来挂在嘴上说的，如果你老是与对方讲法，容易伤感情。一旦感情受到伤害，谈起道理来更加困难。所以把情放在前头，作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桥梁，更有助于彼此的沟通。 第三，“理”居情理法之中，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居中为吉。因此理是情理法的关键所在。情是用于讲理的，才称为由情入理，而法也是用来讲理的，才合乎合理合法的的精神。中国人很少单独说合情，大多把理拉来放在一起，称为合情合理。也很少单独说合法，大多把理拉来放在一起，成为合理合法。因为老百姓只接受合理的法，不接受不合理的法。 所以，我们行政机关在实施依法行政的时候，不是单单依法就行，一定要把“法”当作腹案：心里想的是法律的规定，嘴巴上讲的是人情，以理来衡量具体行政行为的尺度，在行政行为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我的行为是否合理？我们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依情依到合理的地步；依法依到合理的地步，我们在执法当中不能不讲法律，但又不能机械地套用“法条”。我们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要由“情”入“理”而“法”，而不是离开“情”、“理”两字硬套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行政相对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