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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为何能在中国广为流传摘要：《伊索寓言》作为一件外国文学作品，却能够在中国广为流传，其中的很多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本文在总结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从历史时机方面分析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原因。关键词 因缘际会 中国化 市场空缺关于《伊索寓言》在中国传播过程的问题，在我所查阅到的不完整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过非常详细非常成熟的论述了。例如，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王立明先生在《伊索寓言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与方式》一文中，清晰明了地把《伊索寓言》从最开始的明朝时期由利玛窦，再到金尼阁、罗博聃、林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九十年代的各种著名翻译版本特色，一一作了介绍与比较。这让我们对《伊索寓言》的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有了很清楚的了解。可以说，王立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研究《伊索寓言》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与方式，不如说是不同历史时期《伊索寓言》不同翻译版本的介绍。研究寓言文学的鲍廷毅先生在文章《意拾寓言（伊索寓言）问世的意义及影响》中分为六点将《伊索寓言》的其中一个版本《意拾寓言》（英国人罗伯特·汤姆译）问世的意义及影响进行了介绍。这为我们研究为何《伊索寓言》能够在中国广为流传提供一个范例，可以由此一叶知秋。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辉先生在文章《伊索寓言的中国化》中，以专业的角度讲了《意拾寓言》成功的原因在于充分的中国化（也即汉化），由此反思了翻译界的归化和异化之争。上海师范大学的杜慧敏2003年在其硕士论文《论明清伊索寓言汉译本的“讹”现象》中，就明清时期不同译者在向中国读者为传递不同信息达到不同目的而对寓言做出增删修改、给出不同理解与阐释的现象（即“讹”现象）产生的原因、表现、结果影响做了详尽的表述。这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而在《伊索寓言》为何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看到专门的论述，另一方面，基于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所以认为这个研究有意义。西风东渐，顺风而呼，声非加疾，而闻者彰。伊索寓言能够进入中国，并继而广为流传都离不开时代的原因。明末清初之际，正是西风东渐之时，伊索寓言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一起来到了中国。这中间的代表人物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来到中国，带给了西方的科技的同时，也传播着“上帝的福音”，同时也介绍西方的一些书籍到中国，也将中国的“四书”翻译到了西方。利玛窦选择了几篇伊索寓言，介绍到中国，因为这些寓言的教化作用，能够帮助他传教。可以说，伊索寓言是搭了辆顺风车来到了中国。本土文化，高度发达，萃取精华，充分融化，百姓日用而不知，“市场空缺”出现，“真空地带”产生，伊索寓言“有机可乘”。之所以在此时中国能够接受外来文化故事，是因为中国此时本土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已经难以再有更高更大更多更深的成就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文化已经融化贯通到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本土的思想文化已经有意无意深深地根植到每一个中国读书人人的心中了，包括下层百姓，也已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浸润熏习得很完全了。每一个名字、每一件事物都包含了广泛的文化知识。可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家都在文化之中之后，就看不到文化了。泱泱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本土的寓言故事，本土的文化典故，蔚为大观，数不胜数，经过时间的不断磨洗，加上文人的持续加工，这些寓言故事已经从一片花海提炼成一滴香水。一个成语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于是，故事便似乎渐渐地消失掉了，而实际上它却还以成语的形式存在着。然而，因为，有些人是用不上、用不起或者用不惯“香水”的，于是，便形成了“市场空缺”，也就是文化的“真空地带”。而伊索寓言是以花的形式移植到中国的，这便使得它有了市场，这便使得它扎住了脚跟。列强侵华，风雨交加，迁怒文化，自残自辱。真正让伊索寓言在中国广为流传、大行其道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这是一个悲喜剧。在西方列强的不断打击下，中国人渐渐地迁怒到本土文化。这种“迁怒”，从清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废除科举、禁止读经、使用白话、改革文字，“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破除四旧”……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使得中国人离中国文化越来越远。“国士胸罗廿四史，村童背诵十三经”这种境况已“乘黄鹤去”了。“不食周粟”，“呻吟采薇”，广种“红薯”，忌讳“五谷”。文化，一直被比喻为精神食粮，彼时，中国人在毁灭了中国本土产的“粮食”之后，在“不食周粟”之后，那就只能“采薇”了，于是就“颤颤巍巍”地接过来了伊索寓言。从解放初到现在， 仅《伊索寓言》就出版过十几种译本， 其中主要有: 周启明的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2 月出版； 汪兴平的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2 月出版； 刘若端的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张石秋的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出版； 罗念生、陈洪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