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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赢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别的房地产公司是（利润）低于４０％不做，万科却是高于２５％的利润不做，可以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过超过２５％利润的项目。” 王石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企业家。尊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做人原则，以及他领导的万科有非常正气的企业风格。 王石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具体化的、量化了的价值尺度。 真正的企业家，对行业利润率总会有一个精确的判断。产品销售价格减去总成本，附加值或毛利率大致在哪个区间就可以基本估算个大概。 如果利润远远高出正常水平，那就意味着一定有猫腻蕴藏其中。 周正毅案的败露，我把它看作是“关系生产力”和暴利动机引爆的一场富翁自焚戏。 在中国，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支配权，因此，一个人的财富的多寡，总是与他跟权力的远近成正比。离权力越近，敛财机会就越多。正因为如此，在财富圈内，就有“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现实“经济学”论断。这个“关系”，当然是指与权力的关系，与资源支配者的关系。 但是，“关系”并不是作为“生产力”来创造财富的，“关系”只是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我多即你少的零和博弈。 周正毅靠关系拿到了寸土寸金的市区旺地，表面上不要化一分钱，但实际上成本巨大，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成本就是拆迁户的预期。按照一般设想，靠关系拿到地，凭项目靠关系贷到巨款，再背靠行政权力，把拆迁户安置到远郊，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生意。 杨斌、仰融、周正毅等富豪的暴富到垮台，背后实际上就是官与商、权与钱之间的苟合与离弃过程。 前段时间，媒体上炒作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接着就有一批人来帮富豪洗白。我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在我看来，中国富豪大部分在法律、道德和良知角度说，是有瑕疵的。如果有个上帝，那么，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需要跪在十字架前忏悔的。但是，他们的“良心罪”却不是“原罪”。甚至也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的每个毛孔都是肮脏和血腥的问题。他们的“良心罪”在于他们收买、租用权力，使自己参与到了社会机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去，从而使自己暴富起来。是官商勾结抢钱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的“勤劳致富”故事早已终结。在行政权力垄断了大部分商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环境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作为一个群体，历经了多次洗牌，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权力的近亲或关系户。而且，这个群体正在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俱乐部，草根阶层几乎无望登堂入室。 社会越来越两极化，马太效应出现，有的越有、无的越无。 中国的财富故事的另一面，是社会紧张，仇富思潮在草根社会蔓延、涌动、高涨。 社会紧张，很容易就导致政治上的“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真正的稳定却应该是建立在社会和解基础之上的。社会和解的前提是社会及商业机会的开放、平等与公正。 孙大午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民间资本，拒绝缴租、收买权力的民营企业家，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有多艰难。周正毅轻轻松松就能搞到几十亿的巨额贷款，而孙大午创业10年，总共才贷到过几百万。 在内地，有不少企业家徘徊在与权力走得太近要死，拒绝与权力交易也要死的两难境地。 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机会的控制太多。张二江之类的父母官有心态、也有这个充分权力，做到“让你富，你就富；不让你富，马上可以把你变成阶下囚”。 在我们声援支持孙大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孙大午的集资，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是有罪的。但与孙大午有类似做法的企业家大把，为什么偏偏是孙大午遭专政呢？ 我在一家高科技创业企业担任独立董事。该企业在注册时，是花了2万元代理费，请中介公司办的营业执照。按照法律和政策，他们那个行业要注册有限公司，必须要有100万注册资本。但创业之初，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呢？不过不要紧，有变通办法。你只要花2万元，有人会帮你办好银行的验资报告和一切合法手续。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还有很多。法律、政策上的苛严，造成了高门槛，以至于大家都在变通，绕过门槛。这就造成了大家都有法律上的瑕疵，同时也造就了行政权力的巨大自由裁量空间。只要想抓你，完全可以先抓起来再说，对照法律和红头文件，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还都记得，牟其中、胡志标当年判刑时，主要罪名都是“虚假注资”。中国富豪有没有“原罪”，能不能洗白，在我看来，都不是根本问题。企业家有各自的价值观、人格特征和行为准则，有好人，自然也有好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寻租和缴租、索贿和行贿的关系问题。不要把这两个关系问题搞得像古老的哲学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复杂，争论几千年没个准确答案。 赖昌星、刘涌等富豪出事的同时，是大批地方官员落马。 行政权力过大，管制越多，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越多，权钱交易的机会就越多。单纯的经济改革，最终将造就一个官员、富豪两方面都不干净的局面。 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经说过：没有好的体制，好人也会变坏；有好的体制，坏人也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