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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的新民乐人民音乐P622000 年底，中央电视台、北京文艺台、广东电台音乐之声频道等相继开设出新栏目，名字便是： “ 新民乐”。在2001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演奏家冯晓泉、曾格格夫妇凭借新民乐风格的吹奏联唱《天上人间》一夜成名。2001 年1 月和3 月，在广州，两场新民乐演唱会和由中央电视台等主办的新民乐研讨会，在音乐界掀起了热潮。2001 年5 月5 日，在“ 2001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 “ 全国新民乐汇演”在音乐界人士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今，新民乐已走进千家万户，广为人知。那么，究竟何为新民乐呢？虽然新民乐几乎已成为近年时尚的名词，但专业界尚无明确的定义，约定俗成的概念是运用传统民族音乐的素材与乐器，加上时代音乐元素与现代制作手段，形式活泼具有现代审美取向的音乐。“① 全国新民乐汇演” 的主办者对新民乐的描述较为切合：“ 融合现代意识和现代演绎手法，同时又能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血脉相通的民乐形式。其音乐元素不仅是传统的民族器乐，还包括民族声乐甚至民间戏曲曲艺、地方音乐等。”②可见，所谓的“ 新民乐”，是将爵士或摇滚等流行音乐风格、MIDI 等现代化制作手段同民族音乐加以糅合，力图使民族音乐呈现出全新的艺术风貌，贴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比如：摇滚风格的《刘三姐》、爵士乐风格的广东民谣《落雨天》、爵士加桑巴风格的《嘎达梅林》、电声乐器演奏的《绣荷包》，萨克斯吹奏的《茉莉花》，钢琴与二胡伴奏下演唱的流行风格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零点乐队“ 现代”诠释的蒙族民歌、维族歌手在合成器伴奏下用维语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朝鲜族姑娘用通俗唱法演唱的《阿里郎》等。较为著名的新民乐风格的乐队及演唱组合有“ 女子十二乐坊”、“ 闻风”、“ 彝人制造”、“ 摇动羽毛”、“ 山鹰”、“ 黑鸭子”等。新民乐引发了众多的争议，褒贬者各执己词，针锋相对。对新民乐持肯定态度的占大多数，有人这样说：“‘ 新民乐’一词让人一听一看便感觉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③也有人对新民乐提出了严肃的拷问与质疑： “ 现在有一些音乐人，为了出新，人为地将一些优秀民歌分割得支离破碎，节奏错位，重音倒置。把流畅口语化的歌词有意断开，有时还加上一两个风格完全不统一的音，升高或降低，硬把节奏拉宽或缩短，再加上一些爵士味，便冠以新民歌的帽子，以为这就是创新了”。④有些文章的言辞还相当尖锐，称“ 新民乐”为“ 雅俗共赏、中外通融、古今不隔、老少咸宜的杂交优生型音乐类种，让人感到它颇似..‘ 大猩猩版’ 的《蒙娜丽莎》。”⑤笔者以为，积极的批评与深刻的反思固然非常重要，但此种批评与反思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而是要建立在对文化语境的整体把握与认识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民乐是当代音乐文化中的一元，折射出的是后现代语境中大众的审美取向，反映的是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深入新民乐现象的内在肌理，揭示其消费主义的本质。这对于我们更为客观的评价将颇有益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维护音乐精神的尊严与价值的必然选择。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消费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文化产品的商业化。王宁在对后现代的总体音乐消费：新民乐的文化批判描绘和概括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体现出“ 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的挑战。”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通俗文学都属于消费性文化，但王宁的描述至少说明，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化的崛起正是后现代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支。目前的音乐领域也体现了这样两种极致：一是，作曲家从事着所谓“ 精英音乐”的创作，他们投身到实验性音乐技术的探索中，其创作方向不为广大听众的接受与否所左右；而部分通俗音乐的制作者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致，他们将受众的趣味作为音乐创作、音乐生产的风向标，一切以受众的接受程度为出发点，制作出大量形形色色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虽然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面对的都是大多数人，为的是赢得尽可能多的听众、争取消费量、获得经济效益。新民乐正是此类音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属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消费现象。在当今的音乐消费市场上，左右形势的是消费大众。新民乐所折射出的文化消费现象，与其说是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霸权话语控制作用解体、市民阶层独立并拥有了文化的消费权利，进而导致文化发生分化的结果。消费大众群体的逐步形成使音乐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转而成为大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音乐而言不啻具有解放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任何文化话语权的背后其实都潜伏着更深一层的权力关系，包括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经济的权力关系，它们往往是通过文化的话语权而实现自己，确证自己。”⑦回顾我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