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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本土纪录片创作多元化视点 　　云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而蜚声海内外，被业内人士誉为“纪录片的天堂” 云南本土纪录片，表现主题必然是以云南本土文化为核心的，从广义上讲，云南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本土文化与中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从狭义上讲，云南本土文化则是植根于云南这块土地上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①《最后的马帮》《学生村》无疑是表现云南本土题材纪录片的佼佼者 由于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其居住的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再加上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云南长期以来以汉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以各多民族杂居地区为主的区域文化、以各聚居民族为主的地方文化共同发展，互相影响并不断融合重组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元素不断被发掘，新的文化概念不断在形成。面对纷繁复杂的云南民族文化现象，我们如何从影视创作的角度，用纪录片的表现形式，表现云南民族文化。以具象的物质文化（物态文化）为载体，表达抽象的非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准确表现云南民族文化的精髓――心态文化。这才是我们进行云南本土纪录片创作的真正目的 作为纪录片的视听语言构建，是建立在视点之上的。本文所指的“视点”，并非摄影机的物理视点，而是作品给观众的整体视觉感受，一种超然于影片的心理视点。虽然纪录片是非虚构的，但不同的“视点”会让观众得出不同的视觉解读。一部成功的纪录片，必然是其成功的视点建立。上述作品“视点”的建立无疑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一、开放视点 当90年代末由云南电视台魏星执导的纪录片《学生村》和郝跃骏执导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现象纳入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文化发展进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建立起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开放性视点。“学生村”、“马帮”的出现和消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不难看出，作为云南本土纪录片的作者，其视点是建立在对云南本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前瞻性之上的。“对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首先必须将它放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前提和背景中进行研究和分析，才能在民族文化的普遍性中找出其特殊性，才能准确全面地发掘出云南民族文化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涵。”② 作为具有典型电视栏目纪录片特征的上述作品，虽然“全知视点”、“声迹优先法则”、“碎片似的影像构建”痕迹主导了影片的表现形式，这是播出要求，在所难免。但其高位的视野，含蓄的表达，自然流畅的纪实镜头，仍未影响纪录片带给观众的品味与思考 给我们的启示之一：表现云南民族文化的纪录片，应将其纳入全国乃至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使作品具有明显的时代感，不应将其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否则将会出现一些感官刺激的猎奇之作；启示之二：关照现实，关照传统。作者如果没有对云南本土文化深刻的理解、深厚的情感以及时代脉络的把握是无法定位视点的高度的。这就要求纪录片作者具备较为深厚的人文修养；启示之三：开放性视点应是我们确定选题的重要指标之一；启示之四：视点的建立与创作的目的有关。崇高的精神才会产生高尚的视点 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对待民族文化的心态。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不能仅凭自己的价值观来臆断民族文化现象，更不能主观狭隘、急于求成，而是要换位思考，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拓宽视野、淡定包容，建立起相?ψ既返目?放性视点 二、历史视点 “今天的记录就是明天的历史”。其实这是纪录片作者应具备的、起码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就要求我们以人类学的严谨来对待我们记录拍摄并呈现给观众的镜头。负责任的历史视点，是纪录片作者在创作中杜绝出现曲解、杜撰甚至伪造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上述纪录片中，最让人欣慰的是作者并没有盲目追求表象的“民族元素”，即一概而论的要求被摄对象穿民族服装，而是在视觉上尊重现实，给历史留存真实的影像。《学生村》是在大理州云龙县天登乡彝族聚居区拍摄的，其中的主角都是彝族，但没有一个穿的是传统彝族服装；《最后的马帮》是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拍的，镜头中的主人公是傈僳族、独龙族、藏族、怒族等少数民族，但鲜见民族服装，大多穿的都是汉族服装。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社会发展，文化融合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必然。片中主人公的生活空间、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音容笑貌等等视听信息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云南的少数民族 纪录片主题的呈现正是通过多种视听信息经观众思维重组后而明晰起来的，这并不是一两个构成元素所能决定的。恰恰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纪实，构成了现实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作者自觉的历史责任感，为我们的子孙留存相对真实的影像，留存相对真实的本土文化内涵，正是云南本土纪录片人类学价值的意义之所在 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