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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思考 摘 要：洋务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代统治者为摆脱军事落后的局面而发起的。洋务运动包括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陆海军，整顿海防，筹办新式海军，发展民用工业。虽然“求强求富”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在御侮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增强了军事实力。在这一过过程中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尤其是“中学为体”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的局限。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 一、洋务运动的背景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魏源等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就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逐外夷”“舍此曷济”的高度的关顾。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清政府一些头脑较冷静的当权者痛定思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等人表现出了深重的危机感。 曾国藩在战争一结束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年8月，他强调 “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并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仿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两年，火炮轮船必为中外官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奕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另一个洋务热心倡导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对此他感到忧虑，愤愤而言：“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彀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自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林则徐的学生、曾任曾国藩的幕僚的冯桂芬，对洋务宗旨说的最完整、最透彻。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明确指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同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架而止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指导思想，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滥觞。 二、洋务运动的经过 洋务运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编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建立外交机构，兴办晋代工矿交通、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洋务运动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大体说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求强”为主，为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七八十年代，在继续“求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主张，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把“求强”和“求富”作为洋务事业的总体目标。 洋务派办军事工业。从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即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福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中等规模的也有5个，较小规模的有11个。 训练新式陆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1861年1月，奕、文祥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船洋炮。次年，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请外国教练。接着，上海、广州、福州等地亦按照天津练兵章程，成立洋枪队。1864年，总理神机营事务奕譞等在北京建立了“威远队”，演练枪炮等“洋人阵式”。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在直隶选六军，共15000人，称为“练军”。 当时湘军和淮军已成为当时清朝军队的主力。至1865年，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骤增至5万余人，而且“尽弃中国习用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另外还有炮队四营，此时的淮军已成为清军的精锐。湘军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便开始从香港购买洋炮，但湘军的将领大都思想守旧，对洋人的后膛枪不感兴趣，拒绝学习使用。因此，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淮军。 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以赔款相妥协。日本侵略使清政府深为震惊，筹办海防之议随之兴起。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和南洋三支海军，各军设提督一人，总理衙门基本同意丁日昌的建议。1875年5月，任命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至1894年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