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治理视域下农民信访问题探源.docVIP

京津冀协同治理视域下农民信访问题探源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强调把京津冀地区建成国家区域治理现代化首善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信访问题已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探析京津冀区域的农民信访产生的缘由：古代集权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农民信访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古代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是农民信访问题产生的文化渊源；近代民主法制思想的输入，是农民信访问题产生的法理支撑；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负面影响，为农民信访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价值标准。这将为京津冀三地实现协同的良治、善治提供研究依据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治理；农民信访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2-0089-02 信访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表达形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城镇化进程加快，京津冀地区的农业、农村、农民面临着重大调整。京津冀由于地域地理位置特殊，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特色凸显，尤其是“三农”政策调整步伐加快，农民身份、角色和生存状况的变化较大，选取三地农民信访问题进行探源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将为京津冀三地实现协同的良治、善治提供研究依据 一、古代集权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农民信访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得以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也是凝聚民心、统领民力的权威。中国农业社会需要并养育了君主专制政体，皇帝拥有了政治、军事、土地、财政、文化思想等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或皇帝个人手中。“忠君”“三纲五常”“服从”等成为古代臣民思想的显著特点。中国集权主义的惯性成为农村村民自治、社会治理难以逾越的传统思想障碍。土地和房产是农民的命根子，不会轻易买卖、流转。这也是农业社会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心理惯性。近年来，在第三产业的带动下，土地流转政策在京津两地执行的相对较好，但失地后的资金、利益问题也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难题。河北地区农民的思想相对保守，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部分村镇出现的强征土地、“逼人”上楼、配套保障措施跟不上、就业和收益欠佳等问题，集体信访、群体事件也有发生 民本主义思想是农民信访的思想根源。孔子以“仁”释“礼”，强调“古之为政，爱人为大”，要实行仁政，重要就是要有爱民思想。孟子提出的著名的民本命题，即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水君舟”的观念成为统治者的某种共识，能否爱民，被认为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了巩固皇权和稳定政权，皇帝很重视臣民的建议和意见。因此，重民心顺民意成为改革的价值取向。农民的清官意识背后是底层民众对正义的永恒追求。“青天”情结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信访活动 北京市是首都，皇城，承载着政治文化中心的任务。而河北是农业大省，是京津的粮袋子和菜篮子，对京津起着“护城河”作用。天津作为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北京的战略意义不容小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津冀承接的功能项目、城镇化中的耕地、建设用地、房产问题、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成为农民信访的焦点。皇城根、天子脚下，空间距离的便捷，使津冀地区成为进京上访的多发地带 二、古代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是农民信访问题产生的文化渊源 京津冀地区文化融合皇城文化、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等，文化滋养人的道德素质和观念信仰。崇尚文化统一、英雄、权威领袖，在人际交往中“家族意识”较为强烈。封闭偏远农村，宗法文化心理和家族的力量在基层政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期望有人（族长）为他们代言，争得更多利益和福祉 宗法制度源于原始社会父系制，家庭成?T之间形成牢固的亲族血缘关系。它产生的组织基础就是家族，又称宗族，它是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近年来，在农村出现了农村家族势力复兴的局面，在京津冀一带，尤其是在基层选举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家族势力的参与直接影响到选举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维系家庭生存和稳定的是血缘关系。农民自身的封闭性和松散性使其很难形成社会化的力量，作为国家行政区划最底层的农村，血缘家族组织最容易形成。而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不完善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家族的力量更容易凝聚起来甚至左右国家政策的实施与效果 随着农村改革进程加快，村民自治管理在部分地区使家族势力介入基层政权。家族势力的形成，一种是体制内精英人士通过权力对家族产生了影响力和号召力。另一种就是村内部分外出打工致富者、乡镇企业精英或村内勤劳致富的精英，他们致力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有意参加村级管理。“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背景下，家族企业还有着其难以替代的优势”[1]（P.16）。农民阶层由于其自身素质的原因和资源有限，部分有才华的农民由于家族力量弱小，很难在利益博弈中获胜。部分农民对一些社会问题心存不满，心理不和谐，甚至出现群体过激行为。农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