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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写意花鸟画风格探源 　　在中国绘画史上，花鸟画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与悠久的历史传统，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其萌芽于原始社会，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擅长花鸟画的名家，至唐代才真正独立成科。到了五代，出现了黄筌、徐熙两派不同的风格。形成了花鸟画史上较有名的“徐黄异体”。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徐熙的野逸派画风一度受到冷落。这一文人所推崇的水墨画法，直到明代的沈周才得以发扬光大。沈周以其独特的绘画思想与创作技法，赋于花鸟画全新的面貌。从此，水墨写意花鸟画成为一种趋势，对后世影响甚广。 　　对于沈周山水画的成就，美术史上早有定论。但他的花鸟画贡献却少有提及，甚至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沈周花鸟画的成就并不逊于山水画。明朝著名绘画理论家王稚登在《国朝吴郡丹青志》中指出：“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沈周的花鸟画和人物画成就都很高，并且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是什么原因促使沈周开创了写意花鸟画风格的呢?本文试从家学渊源、人文精神、绘画思想、技巧创新、师承关系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家学渊源 　　 　　沈周出生艺术世家，其曾祖父沈良琛与元四家中的王蒙交情甚笃。张丑在《清河书画舫》说他“精鉴赏书画，游心艺苑，与王蒙友善”。王蒙曾深夜踏雪去沈良琛家中探访。这在吴匏庵(宽)《题王叔明遣沈兰坡画》中就有说：“黄鹤山人樵古松，踏雪夜访兰坡翁，浴鹅溪边放杯酒，尺素顿发青芙蓉，百年坐卧松雪中，似舅宛有王孙风，谁教彦远作画记。姓名也合收王蒙，清霜不管坡兰丛，兰芽仍茁吴门东，山人倒骑黄鹤去。黄鹤一去青山空”。 　　沈周祖父沈澄在沈良琛的教育和影响下，能“修已读书，缙绅咸器重之”，善诗文绘画，并精于鉴赏，家藏大量历代字画，据传还藏有倪瓒真迹。沈澄为人好客，喜交文人雅士。杨君谦在《吴中往哲记》中说他“被荐不受官，好自标致，恒着道衣，逍遥林馆之间。每日设数筵酒食以待客，若无客，则令人于溪上望焉，惟恐不至也。人以顾玉山(仲瑛)拟之。晚自号规庵，亦工画，卒于天顺七年癸未，年八十八。”其父恒吉、伯贞吉、子云鸿、孙沈湄均擅画。徐沁说恒吉“画山水师杜琼，劲骨老思溢出，绝类黄鹤山樵(王蒙)一派，两沈并列神品，寿俱大耋”。父子兄弟间常相互交流品鉴，以致奴婢仆人皆懂文墨，文风雅韵，可见一斑。 　　沈家世代好客，沈氏一家诗、画文雅及好客之名，至沈澄，已超过顾瑛，为“三吴一时盛族，推相城沈氏为最”了。由此引来无数贤士名人。他们聚集到相城沈家，品玩古画，酬对诗歌。相继不绝的雅集聚会，对历代名品的切磋赏鉴，给沈周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使他视野开阔，审美水准和绘画技巧也随之不断提高。 　　此外，沈周家族为人宽厚平易、心胸阔达、乐于济人之难。清姜绍书《无声诗史》中记载：　“里中有急难，不问谁何，辄捐囊中钱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则呼苍头课其廪而致焉，日：‘佘固不能独饱也～’。沈氏深受家族艺术的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潜移默化中对沈周性格的塑造及人品修养又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他自小就在耳濡目染的家学氛围中浸染，培养成了胸襟开阔的性格。然性格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亦会对绘画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其能凭在野的身份得以潇洒处世、自由创作。正如《山静居画论》中有云：　“石田老人笔，似其为人。浩浩荡荡，自得于中，无假乎外。凡有所作，实力虚神，浑然有余。故仆以学石田，先须养其气。”而吴宽《跋沈石田画册》中更是指出：“石田翁为王府博作此小册，山水竹木、花果虫鸟、无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时画家可以及此者，唯钱塘戴文进一人。然文进之能止于画耳，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翁当独步于今日也。” 　　不难看出，沈周写意花鸟画风格的形成，可谓是这种良好性格修养与人品的集中反映。 　　 　　隐逸生活与非功利心态 　　 　　沈周家族世代归隐，其祖沈澄即“好自标置，恒著道衣，逍遥池馆”。自沈澄开启先例后，沈周父亲、伯父都把它看成家法，抗隐终生。沈周一生未仕，以布衣平居乡间，世人多以隐士目之，明史就将他列入《隐逸传》。因此，沈氏是以出世的文人生活方式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 　　沈周虽不崇拜功名，但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知识的重要性。沈氏对诗文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断学习以提高道德水准。他富有做诗的才华与灵气，一生中写了数以千万首诗文，流传至今的有《耕石斋石田集》。特别是题画诗的数量特多，咏物抒情“皆清新雄健”，轻松舒朗，给人以联想。沈周虽然饱学诗书，但却不与当时恶劣的科举文风同流合污。并“淡于取名，无意传其诗，而与画皆盛传，是翁之诗以画寿，非以画掩之”。因此，沈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其诗云：“天地假我有其躯也，丹青假我有是图也。我尚假农有禾一尘，有豆一区，我尚假儒有此衣冠，有此走趋……活一年，拼踊年田，以为养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