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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的“结构” 　　“回到弗洛伊德!” 　　这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大师雅克?拉康(1901-1981)提出的口号，正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他创建了法兰西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派，从而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推向了后现代阶段。拉康的影响远不仅限于心理学学科，更渗透到了哲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日益增大，以至于有人将其评价为“笛卡尔之后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见、视野最广的欧洲思想家”。 　　拉康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早慧而好学，在中学里教师们甚至害怕去给他上课。18岁那年他考上了巴黎医学院，25岁专攻精神病学，31岁完成了博士论文《妄想狂精神病及其与性格的关系》，这篇文章对达利等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1936年，他在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提交了著名的《镜像阶段》的论文，该文提出了关于主体心理发展最初阶段的理论，确立了拉康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地位。此后，他一面作为巴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每天接待大量病人，一面继续他的教学和学术探索。1953年拉康与其他人组成了法兰西精神分析学会，由于他的见解的异端性，这一协会长期得不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承认。同年9月，他在罗马大学发表了《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的长篇报告(即著名的“罗马报告”)，标志着“拉康学派”的诞生。在这篇宣言中，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尖锐地批评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种种流行观点，系统地提出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观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拉康筹办了个人形式的研讨班，由他本人主讲，这一形式持续了30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后半生，他创办了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成为传播其思想的中心，同时他的思想继续发展并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这种理论的创造力一直保持到他逝世的时刻。纵观拉康的一生，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实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法兰西化，并且在精神分析学史上第一个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哲学根基。 　　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法国思想界，弥散着一种“令人激动而又带有些许狂放”的时代氛围，一群人文知识分子住在巴黎相隔不远的几个街区，他们中有萨特、加缪、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德里达、西蒙?波伏娃、梅洛一庞蒂、乔伊斯等人，拉康与他们交往频繁。这是一个思想驰骋的年代，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人文学术的面貌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所塑造的。拉康在这一时期也非常高产，写出了一大批经典之作。1955年，他在自己的研讨班上分析了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小说《窃信案》，这是对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典型。尽管拉康的作品一向以晦涩著称，但这一篇分析文字却饶有趣味，于活泼生动之中见犀利深刻。 　　小说《窃信案》是一个构思精巧的侦探故事。王后收到一封密信，国王突然回来，王后在匆忙之间只好把信堂而皇之地倒扣在桌子上，希望这样反而不致引起疑心。恰好这时大臣前来，他发现了这封信并察觉了王后的慌张，于是他用外表相像的另一封信换走了那封密信，由于国王在场，王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封信被窃。之后，王后命令警长找回这封信，警长仔细搜查了大臣的住宅，结果一无所获，因此只有求助于业余侦探杜宾。杜宾经过推理，认定大臣一定会将信藏在明处，因此只身造访大臣住宅，果然密信经过伪装随便插在壁炉架上挂着的袋子里。他在次日再次造访，巧妙引开大臣的注意力并拿走密信，又在原处放了一封相似的信。 　　拉康指出，这个故事揭示了一种“结构的重演”。这里出现了两个类似的场景，每一场景中部有三个主体进行着观看，为了方便说明，我们画出示意图(见下图)。 　　 　　图所示，主体Ⅰ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主体Ⅱ看到了主体Ⅰ没有看见的东西，并且看到了这个人被隐藏的秘密所欺骗；而主体Ⅲ看到了前两者所想要隐藏的东西，并成功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拉康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以上三者在结构中的角色，他将前两者比作“鸵鸟”：“第二个参加者自以为有隐身术，因为第一个将头埋在了沙中，然而第二个参加者却让第三个参加者安安定定地在背后拔它的羽毛。”这很像中国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拉康将小说中“被窃的信”视为一个“纯粹的能指”，也就是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因为“信”这个单词无论在英语还是法语中还有“字母”、“文字”的含义，因此小说中的“信”隐喻了语言中的无意识结构。“信”作为动态的“能指”在其“所指”的意义链上不断地滑动，并且在两个场景自动地重复着相同的运动轨迹，在其重复的过程中主体是无意识的。在整个故事中，信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无论它是情书或是密谋信、告密信还是求救信，而重要的是它对主体的制约作用。拉康指出，“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如果它‘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因为要从信的阴影下通过，他们却成了它的